香港不像内地，没有政治课，而香港所谓的中国历史课，从初中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就基本上读完了——三年能教多少东西呢？讲历史是教育爱国的最好方式，可学生们很少接触中国建国后的发展情况，每个老师教的内容还不都一样。

观察者网：这方面能补救吗？

陈文伟：曾试过推行国民教育，但那次政府到后面也妥协了。

其实，香港现今的教育制度跟港英年代的教育也不一样。有一位老师刚和我聊过，在英国统治时期，所有老师教的内容必须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教的内容不一样，属刑事违法。而现在，各学校有权自行决定教什么、怎么教，没有一个统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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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人统治的时候效率那么高？因为他们没有给予自由。现在那些小年轻不知道，当年的教育管治可没现在这么宽松。他们也不知道，港英政府当年有政治部，专门调查当时反对派（也就是现在建制派）的密信，而以前大部分香港议员也都是英国人委任的。那时有选举自由吗？并没有，英国人临走前才开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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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您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们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你们都在相近的社会氛围中成长，接受相似的教育，您认为有哪些因素造成了现今政治态度的不一样？

陈文伟：不少人对香港回归不接受，实际上在回归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次《逃犯条例》的修改，只不过是给这些人一个借口，宣泄他们的不满或不安定的情绪。再加上他们对香港过去22年发展的不满意、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种种因素合在一起，应能解释今天香港发生的事情。

有些情况，我不知道该说它是巧合还是人为操纵。比如我们在新闻里看到《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跟一些反对派主要人物在七月初直接去华盛顿见美国副总统及国务卿，见完后，香港就有一次大型动乱。其中即使没有特殊关系，也难免引人遐想。

观察者网：他们对香港发展不满意，主要针对哪些方面？

陈文伟：首先，香港的生活成本及房价太高。现在香港年轻人毕业后，普遍能有1-2万月薪，他们要交房租租金、支付自己日常支出、补贴家用等，每月能攒下的钱很少。可如果你要在香港买房，没五六百万，基本上买不到一个比较像样的地方。

其次，现在香港发展的机会也比以前少很多。以前香港人会说，“我们有狮子山精神，我敢拼敢闯，努力一下，就会有将来。”那时白手起家的例子在香港很多，现在少了，大部分人没这种境遇。

香港跟内地的发展很不一样。我经常两头跑，尤其是在大湾区活动，我感觉到两边年轻人对未来发展的期望差别非常大：

内地发展机会非常多，无论是人才、资金、市场还是创新，内地比香港的资源都要多很多。内地的青年朋友不会担心或计较，老家待不下去，可以去北上广等其他地方发展、创业，这几个地方的生活成本差异相对而言不会太大。

而对于香港青年来讲，大家其实也有基本共识，相信大湾区有机会，但喊他们去大湾区，他们又会犹豫：“如果我去大湾区，我应该做什么？有哪些资源可以帮我发展？不知道。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大湾区，万一失败，再回香港发展，会不会晚了？”香港的年轻人算机会成本，成本太高，信心较少。

所以，香港青年对现状确实存在不满，我了解，也非常同情。某种意义上，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我土生土长，还没有买房，家里太太要照顾两个小朋友，小朋友刚上小学、幼儿园，生活成本也很高，会感到有压力。跟其他青年朋友比，只稍微好一点点。

香港成活成本高，年轻人买房困难（图/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除了您说的这些，一些分析香港的文章也常提到，港人不满的原因还包括看内地时已不再有“优越感”。您认为呢？

陈文伟：多少有这种心理状态上的不平衡。80、90年代是香港最黄金的年代，那时正逢内地改革开放，香港拥有技术和外面的资金，可作为中间贸易城市。当初一穷二白的内地通过香港这个窗口“走出去、引进来”，香港也从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而现在，有多少家全国顶尖的公司总部设在深圳？大疆创始人汪涛是香港科技大学毕业生，顺丰老板曾在香港深水埗街边摆摊，后来才回内地做物流。内地发展起来，越来越多东西不再需要香港这一中间人了。

国家富强起来，现在反过来是内地来香港消费的人越来越多。自己不能继续去内地“当大爷”，而过来的土豪一个个财大气粗，这确实容易产生心理落差。此外，内地海归有国际视野，两文三语都能说，那些在香港读大学的同学，他们的竞争能力在哪？又不愿意去大湾区，那就选择了“造反”。

话说回来，不少香港人对内地的了解其实非常片面。他们会用淘宝，也追《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武媚娘传奇》等电视剧，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内地的制度发展比香港的落后。

观察者网：现在在香港，凡是涉及内地的公共决策，似乎都很敏感，极易引来争议乃至抗议。

陈文伟：坦白来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反对派希望把香港的管治权夺过来。

撇开反对派的最终目标，香港大部分人——尤其是中间派的人——会比较理性地讨论。以这次“反修例”为例，他们在理性讨论中会承认对内地法治不了解，信任度不够。由于香港法制跟内地制度不一样，很多香港市民觉得一旦通过《逃犯条例》，他们既有的一些权利可能难以继续保障。

香港人心里普遍存在矛盾：

第一，他们有回乡证，都去过内地，甚至做生意要两头跑。如果你问他们，“过关之后应遵循什么法律”？他们大部分也都知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再问他们：“你回内地时会觉得很怕吗？”他们有时会坦白：“其实不是真的那么怕。”他们知道，他们不做一些事就不会违法，不过仍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

另一种比较矛盾的情况是，《逃犯条例》如果不通过，有人在内地犯罪后逃到香港，要不要处理？从理性来讲，这些朋友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必须要绳之以法的。可是用什么条例去解决？他们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