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金庸和朱玫离婚。之后，他和第三任妻子林乐怡结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朱玫，不喜谈及私事的金庸，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她的愧疚。除夫妻之情的遗憾之外，这份愧疚里，还有两人大儿子查传侠的因素。

　　四个孩子中，他和查传侠相处最多，也最喜欢他。面对央视镜头，他提起这场四十多年前的悲剧，仍无法原谅自己。“如果那时我多问他一些，多关心他一些，不致如此。”1976年，得知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自杀身亡后，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道：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这是他人生最绝望最伤心的一刻。

　　1992年2月，《明报》准备转移股权。在众多人选中，他选择了出价不是最高的于品海。除了继承报业和商业因素之外，他也在公开场合承认，33岁的于品海，眉宇间确有几分神似查传侠，“潜意识里觉得他亲近吧”。

　　他多次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他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如果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我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股权。”

　　翻看旧照片时，看到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他动情掉泪。六七岁时，他看着在花间双双飞舞的蝴蝶，听家人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

　　九十年过去了，面对感情，他终难给出答案。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做不到财产名利全不要

　　晚年的金庸，人生的切肤之痛逐渐远去。

　　《明报》卖掉之后的25年，他跟时代之间已没有多少互动。即便是乘飞机在两岸三地跑来跑去，出席各种“论剑”的学术活动与讲座，也不可避免地被指责“呈现大众看明星的娱乐化倾向，失去学术交流的本来意义”。

　　进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院长一事，被学者诟病。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对媒体说，当初浙大给金庸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候，他曾参加过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

　　有不少人觉得，晚年的金庸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是追求声名，其中包括杭州作家傅国涌。他是《金庸传》的作者，尽管这本书金庸自己不承认，“这个人我不认识，也没采访过我。”

　　这本传记是傅国涌查询整理了几乎所有与金庸有关的记录后，编写而成。他随金庸的足迹，走在香港的英皇道651号明报大厦旧址，徘徊良久，叮叮当当的电车恍然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样子。“他的一个问题是，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傅国涌说。

　　有人曾经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他在江湖中的过瘾，到现实中难以做到知行合一，但金庸仍不失坦诚。“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他提过，当初来香港时两手空空，和太太(杜冶芬)离婚后无牵无挂，“如果办不好报纸，大不了两手空空再回去，重新来过。”那份潇洒犹在。茶余饭后，佛经和书桌成为他的精神慰藉。

　　有消息传他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他的小说80年代传到内地，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和他初读武侠小说时一样年纪的小读者，如今也已近不惑之年。尝过人生甘苦后，他们依然记得，光明左使杨逍怀念亡妻时，喃喃念着女儿的名字，“不悔，不悔”。

　　如果在他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他说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

　　生死乃世间常事。金庸大侠，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