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击刘建绪43个团的“围剿”中，贡献最大、牺牲最大的是浙南的广大革命群众。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把革命的希望、未来的理想，全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身上。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视死如归的气概，保卫着共产党，保卫着我们的干部和军队。据当地同志介绍，平阳五凤乡半山村的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潘世雅和他的妻子——地下交通、共产党员王玉英，在“反清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潘世雅遭敌

　　人枪杀，王玉英为保护党和红军的机密，乘敌人的警卫懈怠时，毅然用剪刀剪断自己的舌头，使敌人无法从她的口中获得任何材料。燕田一位游击队员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到了云和七溪，吊打、熏辣椒粉、坐老虎凳，受尽了酷刑，但他始终坚强不屈，直到被敌人枪杀，没吐露党和红军的半点真情。我军从泰顺太平区根据地转移时，双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明星和他的妻子卢桂莲，动员群众，将几十个伤员分散隐蔽治疗，不久，他俩先后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逼他们交出伤员，夫妻俩守口如瓶，没露半点破绽。后来，这批伤员在群众的掩护下，全部养好了伤，安全归队。这些数不清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鞭策着我们这些幸存者，也教育着我们的后代，应该继承他们的业绩，无愧于这些平凡而伟大的无名的和有名的革命英雄。

　　在艰难而壮丽的革命征途中，正如大江奔流，难免泥沙俱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我们的队伍里出现了少数的叛徒。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了损失，个别领导人的叛变所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然而它没能阻挡伟大革命事业的前进。而那些叛徒们的卑鄙行径，

　　则永远为人所不齿！

　　刘建绪的“围剿”，虽然动用的总兵力比罗卓英那次的“围剿”更多，但是，我们反“围剿”的有利因素也有增加：第一，由于我游击区的范围已大为扩大，刘建绪的兵力与罗卓英集中于浙西南的兵力相比，相对说来没有那样密集了；第二，经过前一时期的工作，我们的社会基础更巩固、更广泛了，各大、小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的互相策应，加强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第三，全国形势的变化，曾迫使刘建绪一度放松“围剿”的进程，这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此，尽管浙南游击区的中心地区遭受的摧残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几块游击根据地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保存了较多的干部。浙南这个战略支点，坚如磐石。

　　在国民党的封锁与“围剿”之中，我们的处境虽然极其艰苦，但北上抗日的意志仍很坚定，大家非常关心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希望及时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

　　由于我们早就失去了同党中央和上级党的联系，

　　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就千方百计搜集敌人的报纸，从字里行间了解情况，分析形势；并且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通过青年知识分子，搞来上海等地的进步刊物，如邹韬奋办的《大众生活》，从中体会党的方针、政策。当我们看到党中央1935年 8月 1日发布的《八

　　一宣言》和1935年底提出的《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的精神后，使我们对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路线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马上组织学习和宣传。对内，给指战员上形势课，进行思想教育；对外，发表宣言和公开信，说明斗争形势，宣传我党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在游击战争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我们没有忽略过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政治责任，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都力求从我们自己所能理解的水平，表明政治态度。例如，当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我军时，已是1936年 1月了。我们当即发表宣言，表示积极支持。1936年 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当时我正带着挺进师主力转战于浙西南和浙东一带，刘英同志带领“突击队”在浙南开展秘密工作，尽管双方没有联系，但

　　是，都分别发表了反对军阀内战、要求团结抗日的宣言。回想起来，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比较能够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的。

　　1937年春，经过多方努力，临时省委同上海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接着又经过上海党与中央取得了联系，这对于指导浙南游击区的斗争，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那时我已同临时省委失去了联系，仍然处于闭塞的状况之中。

　　1937年 5月之后，刘建绪对浙南的“围剿”进入最严重阶段，其残暴程度达到了高峰，真是黎明前的黑暗。但是，此时民族矛盾已空前激烈，“七七”事变、

　　“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而我红军主力北上已胜利到达抗日的前进出发地，南方八省的游击根据地的革命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全国人民包括海外侨胞又以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紧密配合，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形势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压力，其“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再也不能推行了。

　　1937年 9月，我们正在门阵地区活动，由于消息闭塞，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

　　从金衢平原上不断传来各种消息和谣言，说什么“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觉得可能是国共合作了，便派了一支小部队出去调查。这支小部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大摇大摆地开到龙游县溪口镇，进入镇公所，自我介绍说：“我们原在山区剿匪，现在奉命开赴抗日前线，要给县长打电话，了解情况。”镇长帮助给县长挂了电话。县长说：“现在国共合作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要开拔抗日了……”他们问明了情况，收集了些报纸，便返回汇报。

　　我们开了个会，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教育，同志们听说国共合作了，要抗日了，觉得从1934年 7月已接受的先遣抗日任务，很快就能得以执行，都很兴奋。我们要求大家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发生意外。稍后，又给国民党遂昌县政府写了信，要他们派代表来同我们谈判。

　　不久，国民党遂昌县政府派了一个代表来到门阵，请我们下山进城，我们向对方严正表示：为了共同抗日，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战谈判。同时告诉对方，第一，我们将开赴浙南根据地，沿途不得

　　留难；第二，我们已经停止了打土豪，要求对方给我们补充弹药、给养；第三，合作不是投降，改编不是收编，双方是平等的合作，要保持我军的独立性，我们不进城。对方表示，愿意回去报告，并尽快答复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