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次谈判可能成功，为了积极迎接民族民主革命高潮，我们即令部队集中于门阵，在小溪右岸驻扎下来，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开展练兵活动。与此同时，宣遂汤工委也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并发动群众为部队筹办给养，缝制新衣。

　　过了几天，国民党答应了我们的条件，欢迎我们下山。同时了解到临时省委已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我当即决定集中部队开赴浙南平阳，与刘英同志等会合。我们在门阵村头的白沙庙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向群众告别，还请木偶剧团来为群众演出。群众欢天喜地，真象过节一般。

　　我们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门阵乡亲，翻山越岭，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绕过遂昌县城，经过石练、湖山、王村口、大潘坑、船寮、青田、大峃，到达飞云

　　江南岸，和刘英同志派来的联络员相遇了。随即一同奔赴平阳北港和刘英同志等胜利会合。这时，我们才知道了闽浙临时省委同国民党谈判的一些情况。

　　临时省委在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逐渐了解到党中央关于联蒋抗日的主张。1937年 4月，在刘英同志主持下，以临时省委和省军区名义向浙江国民党当局发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文电。其时，刘建绪已奉蒋介石之命，在报纸上公开表示，要和我方谈判。双方代表在鳌江进行了三天的谈判。在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妄图以和谈为名，迫我投降。我方代表表明了合作抗日的严正立场，揭露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对方见其阴谋不能得逞，便拿出蒋介石“停抚进剿”的手令相威胁，谈判随即破裂。在全国抗日高潮到来后，刘建绪复于8 月间给临时省委送来亲笔信，要求和我方重开谈判。临时省委遂派代表到温州同国民党浙江当局谈判。9月 16日双方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实现两党合作抗日，这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两个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变。从浙南地区来说，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还比较自觉。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

　　我们坚持了原则立场，国民党在军事斗争中没有取得的东西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没有得到。

　　挺进师分散游击于浙南各地的游击队先后集中于平阳北港山门街。记得有范连辉、周瑞球、舒雨旺、杨立才、刘亨云、张文碧以及何畏、陈铁军等同志带领的各路部队，共四五百人。这个数字，和1935年初挺进师挺进浙江时的人数相当。但其成员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七军团、十军团的老骨干不太多了，充实了许多新的血液。有浙西南、浙南和闽浙边的一批工农子弟兵，有温州、上海等城市的知识青年。我们的装备虽然不算好，可是作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是很强的。这支部队随即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浙闽边抗日游击总队”，下属三个支队和一个教导队。为了加强抗战力量，我们在大墩村举办了党员干部训练班，在山门街畴溪小学开办了“抗日救亡干部学校”。部队补充新兵，加强训练，就地开展群众工作。此时，省委又派了吴毓、龙跃等同志去与中央联系。

　　这时，新四军军部已在南昌成立，以后又迁至皖南，来电命令我们赴皖南集中。3月间，东南分局组织

　　部长曾山同志来到了山门街，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一同研究了部队进一步整编的问题。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十分重视，一再强调这是

　　“十年血战的结果”，是“今后抗战和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一定要保存。当时，日军有在温州沿海登陆的可能，为了准备在日军登陆后在闽浙赣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并防止国民党当局再次背信弃义，发生变故，决定由刘英同志主持浙江省的工作，带领部分武装人员和干部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由我带领“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的战斗行列，还以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的部分人员组成战地服务团，随部队行动。

　　一切安排就绪，刘英同志便和曾山同志一起先赴东南分局。我和刘英同志从这里分手后，就没能再见面了。我们是从1934年开始在一起工作的，共同经历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三年游击战争这两段艰难的历程。1942年春，刘英同志在温州被捕。他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于5 月18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了。他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刘英同志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3月 18日，我们由平阳山门出发，欢送的人群是饱含深情的。浙南游击区的革命群众，三年来哺育了我们游击队的成长，不少人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新生。现在，新的革命使命在召唤着我们，大家都要为迎接新的任务而战斗了，这样的分别又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们途经瑞安、泰顺、丽水、松阳、遂昌、龙游、衢县、常山、开化、屯溪等县境时，都曾派人去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使一批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同志得以出狱。在北进途中，部队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慰劳。这时的政治形势已与几个月前大不相同，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汹涌潮湃，许多地方都成立了“抗日自卫委员会”，浙南、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群众正在以当年创建根据地那种热情和气派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我们部队收到他们的传单和慰问信时，感到非常鼓舞。到达龙游以后，同志们要求乘火车到衢州。经过交涉，上了火车，一声汽笛长鸣，同志们的心随之飞到了抗

　　日前线。我们行军一个月，到达歙县岩寺，加入了新四军的战斗行列，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我们在失去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经历了由正规军到游击队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两次转变，又经受了国民党的一次“进剿”和罗卓英、刘建绪两次几十个团的“围剿”，领导同志之间又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是不管形势怎样险恶，鼓舞我们的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念，相信我们的革命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总是要胜利的，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信念，推动着我们从失败和挫折中接受教训，推动着我们在新的斗争中逐步走上成熟，走向新的发展。三年，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成果也是丰硕的。第一，在敌人的心腹区域沉重地打击敌人，较长期地吸引和牵制了敌人相当数量的兵力。仅以我们进行的两次反“围剿”为例，就先后吸引、牵制了罗、刘两敌各三四十个团的兵力，历时各达八个月之久。其间对敌人力量

　　的消耗与打击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一方面，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长征和南方各游击区的斗争牵制了敌军的主力，这是对浙南游击区斗争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浙南的斗争，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策应了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掩护了邻近兄弟游击区的斗争。第二，努力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扩大党的影响，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发动群众，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并把浙南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养、锻炼和储备了一支经验丰富的战斗队伍，成为组建新四军的部分骨干力量；并把“先遣抗日”的旗帜胜利地插到了江南敌后，报偿了党和人民四年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党的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挺进师政治部主任(后兼任浙西南特委书记)黄富武同志，领导浙西南反罗卓英“围剿”，于1935年 10月 30日被

　　俘，坚贞不屈，蒋介石亲自下令，1935年 12月 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