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英国人玛丽踏上中国的土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留学中国的英国人。她目睹了文革后期的那个特殊的中国，也亲眼见识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一步步的历程和了不起的成就。她的讲述，令人在忍俊不禁之余发出深深的感慨。

　　“我看就改成‘邓布(不)肯’或‘邓南(难)肯’吧。”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年10月初，我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

　　那年我刚到北京时正赶上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被组织起来与百万北京市民一道，沿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去“举国欢庆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时刻”。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所见识过的世界上最隆重、壮观的游行场面。

　　记得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并列悬挂着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主席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还记得那时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是“继续批邓”。恰好有位新西兰来的同学，他报到时填的姓名是“邓肯”（Duncan)。学校负责干部一看眉头就拧起个疙瘩来，说：“邓肯，这名字可不行。这不等于肯定邓小平吗？眼下全国都在深入揭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你这名字太有政治问题了，得马上改。我看就改成‘邓布(不)肯’或‘邓南(难)肯’吧。”

　　临毕业前，我们得到了唯一一次与中国同学外出的机会

　　我在北京培训了半年汉语后，转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那时复旦的外国留学生只有近三十人，大都来自“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朝鲜、越南，以及中国称为第二世界的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学生，还有不少非洲兄弟。而“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人，自然是学生中的一支主力军。没有苏修帝国主义分子，也没有美帝国主义分子，只有一位“唇齿相依”的日本人，但没有“水深火热中”的韩国人。留学生宿舍楼里张贴的宣传画则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每一位外国留学生都被安排与两位中国同屋同住，我的一位女同屋叫超英。陪住的任务之一，是记录外国人的“起居”，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汇报给校保卫处。中国同屋与我们交谈时都十分谨慎，比如我打听她们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时，她们只回答：“我父母是工人阶级。”或者“双亲都是贫下中农”，从不透露家人具体的工作职位。我们对此非常不解。

　　我们也不可以与中国同学、同屋一起外出上街，而留学生想要离开上海到附近的苏州、杭州旅游，是不可以自己去火车站购票的，得提前好几天向留办打申请报告。几天后下来的批复结果，有时是警告我们“不许乱走乱动”。即使报告得到批准，外出时也会有数位留学生办公室的老师及校保卫处的工作人员陪同我们前往。比如我们5位留学生游览杭州时，就有3位老师随时随刻陪伴左右，住在事先为我们联系好的涉外饭店，出入都结队而行。当然我们外国留学生在生活上是有些“特权”的，留学生宿舍里有暖气供应，中国学生的宿舍楼则没有，我们还有机会每天去浴室洗澡。

　　1976年复旦曾发生一位法国女留学生与中国男青年相恋的事，中国男青年为此招来牢狱之灾。直到邓小平复出后法国女郎给他写信，经邓小平亲自批准，她的中国恋人才得以释放赴法与其团聚。他们的中外联姻被认为是文革后首宗涉外婚姻。

　　既然与中国同学接触会给他们惹来麻烦甚至灾难，于是我们不得不谨慎。临毕业前夕，留学生打报告希望请中国同屋们一道去上海动物园参观，喜出望外的是报告最终被批准，我们得到了唯一的一次与中国同学外出的机会。

　　我们身后尾随着数十位张着嘴巴、直眉瞪眼的好奇者

　　外国人在当时艰苦朴素的中国环境下还有另一个“特权”，就是可以随意着装。那个时代的中国抬眼皆是蓝绿色的制服海洋，西方称为“毛装”。在上海的外国人则喜欢去丝绸商店买来中国花布制成中式衣服，穿出去时每每惹来一群围观者。我那时为了与中国同学打成一片，平常也穿中国人的制服。因我是深褐色头发，再彻头彻尾地女干部装扮后，中国人都说我像新疆人。但我与一位英国女同学在南京路上逛街时麻烦就大了，这位女士金发碧眼且瀑布似的金黄卷发直泻肩头，一路上我们身后尾随着数十位张着嘴巴、直眉瞪眼的好奇者，到了商店里也是一圈的围观人群，呆呆地瞪大眼睛盯着这个“女妖精”，虽然那时候中国人常被训导“不许围观外国人”。最后还是警察赶来驱散了人群。

　　1976、1977年时留学生也如中国大学生一样，得下厂接受工人阶级的改造，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离校前的欢送场面十分鼓舞人心，人人手里举着彩旗和纸扎的大红花，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冬季时我们留学生被安排到半导体厂，与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一星期。还记得雪花飞舞的日子里，住在无暖气的职工宿舍，冻得披上工人师傅的蓝棉大衣。我们也都带来了自己的被子，但无需像中国同学那样自备脸盆。夏收时我们也下过乡，住在农民家里帮忙收获西红柿、萝卜。农家无厕所和自来水，因此有机会见识了我一生中的奇观：我的中文老师蹲在屋内的马桶上，在其私人时间面对着我，边方便边谈笑风生，这在西方即使再充满想像力的人都不可能想像到眼前这一幕。

　　我意识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了不起的信号

　　在北京和上海留学期间，我们每星期都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声讨“四人帮”的罪行。后来不再继续批邓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始陆续得到平反。我们这些年轻的留学生不懂中国的政治，便不知深浅地问：“前年批判刘少奇的卖国主义，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可现今你们的政策路线不就是曾批判过的吗？”老师只有报以苦笑。我们现代文学系的课本1976年时统统是鲁迅和毛泽东的文章，小说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

　　1977年开始可以读到巴金的作品。电影看的是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朝鲜的革命主旋律，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就看《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那时候最时髦的段子是“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977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突然从校广播中听见了莫扎特的音乐，我警觉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了不起的信号。

　　不久后我又观看了重新解禁了的歌剧片《洪湖赤卫队》，“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一下子成为我的最爱。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中国朋友看了法国电影《老枪》后与我聊天，才得知当时流行一特有的名词叫“内参电影”，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幸一睹，老百姓是无缘享受的。这与如今中国大地上铺天盖地好莱坞大片的情景有天壤之别。以至于我今天看到来英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人，与西方青年一道津津乐道西方的流行电影、歌星时，感觉恍如隔世。

　　大葱队、白菜队、排骨队、豆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