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李恩富选择了让他陷入最为困苦境地的生存方式。他用他的嘴和手中的笔，为他的同胞呐喊。他在新英格兰四处发表演说，准确剖析中国华工问题，提供强有力的论证，言辞激烈辛辣，强烈谴责反华运动的支持者，他的言行当时在耶鲁、在新英格兰引起极大反响。
李恩富一篇最有名的论文题目是：中国人必须留下。文章的标题刻意模仿当时反华浪潮中一条最为有名的口号“中国人必须滚开！”之前，他试图通过反映华工的生活艰辛，获得美国人的了解和同情。而在《中国人必须留下》一文中，他开始了新的论争。他猛烈攻击华工遭受的和其他种族工人不平等的待遇，呼吁美国政府必须要为它的领土上发生的难以接受的种族歧视、种族暴力问题负全部的责任。不仅如此，他还反击美国的所谓民主的崇高理念，质疑如今的美国人是否真的秉承了先父开国时创立的自由平等信念：
看看现如今的美国人是如何对待其他人种的吧，人们难以想像这个国度，在她诞生之初，亚伯拉罕？林肯将其立国之本归于自由。它靠着对其他民族的欺压而膨胀，这就是他所谓的自由吗？靠着建立在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压迫掠夺之上的自由吗？这个共和国如今和它当初的理想背道而驰了多远？我们只需看看他们通过的排华法案即可。
李恩富一针见血地列举种种事实证据，指出所有这些不平等、压迫、种族歧视都和美国的立国精神相左。
1880年年末，为了将声音传递到反华浪潮最为激烈的美国西部，他决意西行。此时，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他的西部之行最终导致了婚姻的快速破灭。
而他牺牲一切为自己的同胞所做的努力也在西部灰飞烟灭。他希望能够唤醒同胞为自己的平等权利去做努力，但面对一群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同胞，他力不从心。他们已经惯于忍受白人的欺压，宁愿蜷缩在中国城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也不愿意站出来为他们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作证。他希望帮助他们成立中国劳工工会，将人们组织起来去为权利斗争，但结果西部华工却像一盘散沙。
失去一切的李恩富开始了漂流生活，他居住过许多个美国城市，曾为许多家美国的报纸工作。他再一次结婚，有了两个儿子。1927年，66岁的李恩富再一次失去了工作。此时，他早已加入美国国籍，几乎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留在美国，却孤独地回到香港。
他最后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联系是在1938年的3月29日：“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战争，一场惨无人道，野蛮的战争。日本人的飞机每日在城市上空盘旋轰炸。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
在他去世5年之后，1943年，持续了61年的美国排华法案终止。
顽固派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
武昌起义爆发前，晚清社会有三大政治力量：坚持“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专制势力；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以颠覆皇权建立民国为目标的革命党。这三种力量中，都有留学生。在“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政”时期留学欧美的学生，大多支持改良。“留日生”中出了不少革命军的骨干。还有少数留学日本的“贵胄子弟”是捍卫帝制的死硬派。
戊戌变法时曾背叛光绪的袁世凯，1908年慈禧死后被罢斥，这时重被起用。他曾厉行“新政”，力倡君主立宪，现在一被请出，就提出“开国会”、“解除党禁”、“组织责任内阁”等条件。他班底中的许多“留美幼童”，因此身处急流漩涡。
他们中有袁世凯的外务大臣梁敦彦，邮传大臣唐绍仪、副大臣梁如浩，驻英国公使刘玉麟，驻德国公使梁诚，袁世凯的重要幕僚蔡廷干、蔡绍基。他们多为温和的改良派。但“欧风美雨”的熏陶，使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很自然地倾向共和。
这就是唐绍仪受命参加和谈时犬牙交错的背景：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但在他的身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怀有着和袁世凯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
谈判场景极为有趣：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从1911年12月18日到12月31日，双方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进行了5次谈判。有关政权更迭的实质性会谈，在南阳路上一位著名的立宪派人士家中秘密举行。
在“公开”的场合，伍廷芳和唐绍仪都向中国和世界公开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是两位欧美留学生之间的精彩碰撞，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在倾诉对中国政治的肺腑之言。
曾是李鸿章的高级幕僚、担任过中国驻美公使的伍廷芳说，我原先也认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共和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情形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今天中国人的程度，可以实行共和民主了！人心如此，不仅留学生们这样看，连素称顽固的老先生也这样说。他们说，可以立宪，即可以共和，差别仅仅在选举大总统这一点上。今天各省的咨议局、北京的资政院，都已经民选，选举大总统何难之有？清廷专制二百多年，使中国败坏到今天的样子。即使一间银行的总经理败坏了信用，都必须辞职，何况一个国家？今天中国必须实行民主，由百姓公选大总统……
唐绍仪：共和民主，我们从北京来的人没有反对的意向。
伍廷芳：很好！
唐绍仪：今天如果没有清廷，马上可以实行共和。但既然存在着清廷，我们想要共和立宪，就必须有完美无缺的共和立宪……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们汉人是没有不赞成的。不过我们需要筹措妥善的办法，使局势和平解决，以免清廷横生阻力。我有共和的思想，可比你要早啊！我在美国留学，一向接受的就是共和思想。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谋求用和平手段去实现它的办法……
1911年12月27日，唐绍仪致电袁世凯，提出“召开临时国会解决国体问题”，请袁世凯代奏请朝廷。接到电报的次日，清廷就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令唐绍仪就会议代表的选举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
和谈向着成功步步逼近。但唐绍仪的态度遭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咒骂，唐绍仪不是议和，是在馈献江山。唐绍仪本是袁世凯信任的重臣，但精明的袁世凯一开始就清楚他们之间理念的分别。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袁世凯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权力。谈判开始后，袁世凯对唐绍仪拟订的许多有利于南方的条款感到不满。正当伍廷芳和唐绍仪就召开国民会议的细节达成初步协议时，南方革命党人成立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愤怒的袁世凯宣布拒绝接受协议，撤消了唐绍仪议和总代表的职务。袁世凯的决定，半是对唐绍仪不满，半是对孙中山施压。他要确保用取消帝制换取他的大总统一职。
唐绍仪没有离开上海，仍在幕后发挥沟通南北双方的作用。而袁世凯也不敢全盘推翻伍廷芳和唐绍仪商定的协议―――中国步入共和已经不可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