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久了，打电话便成了一种“负担”，除了互相问候外，可说的话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干脆电话也不打了，甚至有家人打来电话，也不想接。这样的场景经常可以看到：一帮小留学生聚在一起打牌，正到热闹时，电话响了，接起来的人捂住话筒喊：“×××，你老爸的。”那个人头也不抬回一句：“说我不在。”
“以前干什么总要被管着，现在好容易离开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当然不想再听唠叨。”李清曦说。这也是很多小留学生的共同想法。
最长的一次，李清曦有近两个月没跟家人联系。当时，他和几个小留学生合住在一间房子里，每天玩游戏，昏天黑地地过日子，根本想不起打电话这回事，更怕打通电话家人听到这边的声音会“露馅儿”。
那一次，可急坏了家人，他母亲以为儿子出了什么事，都急得哭了。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
“父母已经不能再控制我了，我到了天堂。”李清曦在心里多次这样想。
他实在是被“过于残酷、高度紧张的”国内高中教育束缚怕了。而恰好，一群像他一样经历、一样年纪的小留学生，聚到了一起。
经过几次搬家，他和另外3个小留学生住到了一起。这种合租方式，被称为“扎堆”。许多小留学生都过着扎堆的生活。
这是他最开始接触其他小留学生的日常生活。有的室友整夜都在与女友“煲电话粥”，开销巨大；有的室友每到上课时就睡懒觉，不去是常事，但遇到打工的时候却精神抖擞。
后来，他和几个游戏迷住在了一起。没过多久，从国内训练出来的自制力，便被电子游戏俘虏了。他“入了伙”，并且逐渐越玩越晚，每天至少要玩到12点以后。
一开始，李清曦还坚持着每天爬起来上课，只是因为时间紧张，早餐往往来不及吃。不过，渐渐的，因为没人管，他从上课变成迟到，最后干脆演变成旷课。
他的头发永远是乱糟糟的，晚上玩游戏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接着坐在床上玩。有一个星期，因为下暴雨，他干脆整周呆在屋子里玩游戏。
游戏是这么令人沉迷，以至于他完全忘记了学校对小留学生80%出勤率的要求。
结果，因为出勤率不够，在澳大利亚度过一年4个月之后，他收到了对小留学生最严厉地惩罚：注销签证，被逐回国。
这是2003年的8月4日，李清曦19岁刚过。回忆起这一天，他总是会突然收住笑容，抿抿嘴唇，摇下头，然后又笑一下，好像在为自己的少不更事而追悔。
尽管这样的失败者，远远不止他一个人。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
上个月，几名从小认识、后来到不同国家留学的小留学生聚在了一起，李清曦也在其中。这些人，有的在国外漂了几年，没有认真读过书，最后回国；有的已经拿到了永久居留权，正在国外读研究生。
他们一起畅谈起自己的留学见闻，七嘴八舌。
“你算是很老实的小留学生了。”一个男生打趣儿地对李清曦说。一旁有人附和道：“不赌钱、不犯罪，只是玩玩游戏。”
王洋(化名)也是在高中没读完时，便去了德国留学。尽管两次进出德国，但他始终连一所正规的语言学校也没读过。
吃喝、游戏、打工，构成了他在德国的生活内容。他的身边，同样有一批混在德国的小留学生。
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留学生活，他总是借机避开。实在被追问急了，才说出他认为去留学的最大收获：他知道了柏林墙到底是什么样的，知道了“从柏林墙往哪个地方走有个公共厕所”。只有在闲谈中，他才会偶尔透露一些他留学时打架的细节。不过这些，他的父母并不知情。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国外学了语言。
另一名叫顾云(化名)的女生，已经大学毕业，并已取得了新西兰的“身份”。在很多家长看来，这已经算是成功的例子。不过这个过程却很坎坷。尤其使她难忘的，是她3个月的“黑民”经历。
所谓“黑民”，就是没有签证留在该国的外国人。在几名小留学生接触的人群中，“黑着”的人并不在少数。顾云是因为遇到了黑中介，所办签证不是正规签证，而被迫做了3个月的“黑民”。
不过，3个月后，她通过找关系，重新办了签证。用小留学生的话说，这叫“洗白”，而洗白并不那么容易。王洋的两个同学，为了能“洗白”，偷偷跑到附近一个国家，等待该国“大赦”，那样就可以摆脱“黑民”身份。结果没有等到，便被抓住了。
许多小留学生，因为出勤率等原因签证被注销后，往往不敢跟家人说，选择“黑”在国外，按时提取父母寄来的学费，提心吊胆地活着。
“这样的人太多了。有的人为了骗父母，会把自己说成在一所特别有名的大学读书。”王洋说，“在国外，要编造谎言骗家人，实在是太容易了。”
李清曦深深地理解“黑民”的心情，因为得知签证被注销的那一刻，他曾经犹豫做不做“黑民”。“现在想起来，如果当时真那样选择了，这辈子可能就完了。”他说。
最终，他选择了与移民局打官司，并最终胜诉。不过，此时他已经没有心力再继续自己的留学生涯了。2004年，李清曦选择了回国。
在他身边，还发生过另外的故事。有一名父亲一直以为自己的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可是有一天，他去上海出差，却在路边看到儿子正陪着别人逛街。
还有一个小留学生在外欠下巨额赌债，最后偷偷卖掉一个肾还债。回家后一直身体虚弱，家人带他做检查才知道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