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消息：国际玩笑百出的“中国式英语”，已经列入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的年度十大热门词汇。对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讲，“洋相”流行并非光彩之事。北京市政府就此成立了领导小组——两位副市长为组长，季羡林任专家顾问团名誉团长，重拳出击，标本兼治。但大部分外国人对中国式英语都表现出相当的宽容，甚至有人开通网站，保护“中国式英语”。

大开国际玩笑

美国人科特-克劳明，曾在慕田峪长城看到一块令人震撼的标牌。 这块硕大的英文标牌写着:“请注意阴部卫生”(Please take care of pubic sanitation)。“这是2006年夏天,中国之旅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克劳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块标牌本应是“请注意公共卫生”。但“公共”一词的英文“Public”被漏写了一个字母“l”,就变成了“Pubic”(阴部的)。自1990年代末,这块英文标牌就在新东方的课堂上被反复传诵。有幸亲眼目睹这标牌的外国游客,也一定不在少数。慕田峪方面对记者称,2006年,慕田峪长城游客人数达164万,之前几年均为130万-150万。

这绝非孤例,各式各样的中国式英语笑话早已风靡互联网。

其中,有的可谓“政治导向不正确”：在北京八达岭高速路口,“中华民族园”被译作“种族主义者公园”(Racist Park);上海很多“残疾人专用厕所”被译成了有贬义色彩的“变形人厕所”(Deformed Man Toilet)——“是不是变形金刚也可以去呢?”有网友说。还有的英文更让人惊呼:北京某市场的“干果区”被译作“与水果发生性关系的区域”(Fuck the Fruit Area);饭馆的菜单上,“童子鸡”被译成了“没有性生活的鸡”(。更有些崇尚古典的店主干脆将英文字母用古汉语的语序从右向左排列——对老外而言,这简直比天书还难懂。

一个城市与“洋相”的战斗

2005年末,全球语言监听会公布了年度十大热门词汇。“中国式英语”(Chinglish)位居第四,甚至超过了“禽流感病毒”、“卡特里娜飓风”和“维基百科”。此榜单认为,中国式英语成为了“由中文加英文形成的中国新第二语言”。

但对爱面子的中国人来讲,“洋相”流行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随着奥运会临近,北京市政府决定对这些“洋相”全面清理。

自2005年底,北京市政府就此成立了领导小组——张茅、吉林两位副市长为组长,季羡林先生任专家顾问团名誉团长。小组约请有关部门和专家编写了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六部分“北京市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英文译法地方标准”,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完成规范双语标识标牌。2007年4月11日,刘洋——北京市民学外语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北京市规范公共场所英语标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06年底,北京市已经更换了城八区市政道路的6530面英文标识牌,其他各个领域的标牌规范和更换,也将在2007年底前完成。

“没有性生活的鸡”消失了,著名的“肛门医院”也被换掉了。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系四年级的学生史可腾(Scott Cohen)来到北京已经半年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父母来北京看他时,一来就吵着要去看北京那个著名的“肛门医院”(Anus Hospital)——北京某肛肠医院可能不知道，由于这个非常不雅的英语翻译，他们已经闻名遐尔。但现在,史可腾只能对他的父母表示“遗憾”——这个标牌已经在2006年的规范英文标识活动中，被美国专家指出错误并予以更换。

据刘洋介绍:目前,北京市文物局正在对全市129家博物馆的英语标识进行检查和规范；地铁运营公司要针对共计400多万块标识牌进行检查核实;出租行业，将对507块出租车站牌以及16.6万块标识进行检查和更换；各种旅游景区、卫生机构和体育场馆的标牌检查和更换行动也都在进行当中。不难想象，其中只要很小的一个比例出错，北京市政府就将不得不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予以更正。

“我们看到有错误提出修改,送给相关部门。但过了好些日子去看,还没改!”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市民学外语组委会专家顾问团团长陈琳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费用——主要的费用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但相关单位也要出一部分,这就产生了问题。比如颐和园,很多英文标识是刻在大理石或者铜牌上的,改一块甚至要花几十万元,“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不愿意改”。但是现在,让陈琳有信心的是,“王岐山市长发话了,‘多少钱也得改’！”

治本：500万北京人讲外语

陈琳教授分析中国式英语成因时,认为有三点:其一,历史原因——在中国,英语一度被视为“帝国主义语言”而被丢弃,改革开放后人们学英语的时间毕竟不长;其二,是文化问题——比如菜单的翻译的确非常困难;其三,之前缺乏统一管理,有些人胡乱查查字典就搞翻译了,而翻译软件的流行加速了这个过程。

美国留学生史可腾在陕西观光时,曾经看到一家“王记速食店”,招牌的英文却写着“无翻译或服务器错误”(No Translation or Server Error)。他们冥思苦想后不由捧腹大笑：店主一定是把“王记速食店”用某种在线翻译软件翻译,而软件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强大,只能显示“无翻译”……

针对这种成因,如果说花钱改标识是“治标”,那么“治本”的工作自然是全民学外语。官方调研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北京市的“外语人口”为487万,占常住人口比例的1 / 3以上。而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外语人口有望达到或超过500万。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仅仅是粗通英文的服务业人士——比如数万出租车司机,只要会工作相关的简单英文,也同样会被归入“外语人口”。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讲英文，也给老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北京市民学外语工程在各个区县组织的活动，老年人相对空闲,构成了这些活动的主要人群。海淀区铁科院社区居委会从2002年起就组织了“快乐英语辅导班”，目前坚持听课的人群中,最大的“学生”83岁，最小的58岁，平均年龄69岁以上。

教课的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徐乃勤,今年74岁。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班是“快乐”为主,而并不在乎老人们具体学到多少,“包教不包会”。7月31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来到这个英语班,看见徐老师正手执教鞭。大部分白发苍苍的学生们正襟危坐、声高气足,却会不小心把“十点半”(half past ten)读成“海尔怕疼”;也有少数老人略显羞怯、不敢放声,只在关键处狠狠重读,随后声音又低下去。

中国式英语 存在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