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开始透明了。我去年就在讲：《画皮》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拍片。操盘人是内地的，以内地资本为主，用香港的主创，因为香港主创更熟悉商业类型电影。《画皮》开始把电影的控制权从导演手里剥离了，导演只是受雇者，演员大部分是内地的，宣传和操作也是内地的。而且它还有一点也是我一直主张的，就是把成本控制在了1亿内，这样仅中港台三地票房就能回本，建立起一个强势的本土市场。所以《画皮》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是我整个公司的一个方向。

中国电影的产业化非常快，是香港从未有过的快。香港的商业性其实不单电影有，在任何领域都有，那是香港人血液里的东西。内地电影人没有这与生俱来的东西，后天学习，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到了势不可挡的地步。

人物周刊：1998年在好莱坞拍《情书》的时候，好莱坞的电影产业链是什么样的？

陈可辛：好莱坞产业很成熟，投资方有保障。但可能因为我不是个被动的导演，所以那里不适合我发展，但它的制度太完善太牢固，我个人的东西会受到压抑。

人物周刊：是不是制度越完善，越会扼杀电影人的创造力？

陈可辛：但这是世界的潮流，你愿意不愿意都得顺着它走下去。中国的电影正在制度建设期，我不觉得它10到15年之内能变成好莱坞。就算变成好莱坞产业那么大，也是变成以前的好莱坞，它也是发展了80年才走到今天的。像韩三平，我觉得，他就像老好莱坞的大亨。到了90年代，好莱坞电影完全是群体决策了，没有一个电影大亨，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要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还需要四五十年。

人物周刊：有报道说，中国电影业现在有“小阳春”的迹象。

陈可辛：绝对的！我觉得还不止“小阳春”呢。中国跟韩国不同，韩国只有4000万人口，概念开放了，人才不够。大陆有多少人才！我们现在只是概念还没开放。

导演在一起别谈艺术

人物周刊：你怎样划分自己的职业身份，更多当监制，还是更多当导演？

陈可辛：一定是监制多于导演。监制是客观的，把机制做好，找好的导演来执行。一个好监制，应该有清晰的商业判断力、对投资人有极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业内影响力。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监制需要时时把控越轨的尺度，摒弃所有偏见，了解时代的细微变化。

人物周刊：你跟内地导演沟通，他们对这些理念的接受度怎么样？

陈可辛：理论上接受，但他们会痛一痛，这个痛是官能反应，不能改变的。导演做监制有很多种，我们常常开玩笑：监制是爸爸，导演是妈妈，片子就是孩子。有的妈妈不需要丈夫常常回来，自己就把孩子带得很好；有的妈妈一天也离不开丈夫，生孩子时也要你拉着她的手……很多导演做监制，最后就是总导演，又当爹又当妈。《门徒》跟尔冬升合作，我一共去过片场两天，只给意见，从来不会抢白。电影是他的，不是我的。只要他不违背商业规则，好不好是主观的，商业是客观的。

这次在香港开会，有位导演说：两天的论坛都在讲市场，导演为什么要讲市场？我说：导演在一起怎么讲艺术？讲艺术只会你骂我的片，我骂你的片。我们都是主观的，一讲艺术就翻脸！我们只能站在客观角度去讲，客观的就只能讲市场。

今天做电影是很辛苦，你不能只拍你认为好的电影。最糟的是碟片使看电影没了急迫性。以前我们看电影只能在固定时间，不看就没得看，而现在可以买很多碟，等我有空再看——结果可能5年都不看：明天看也行，明年看也行，退休之后看也行，最后就变成了不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