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了却书剑恩仇 此行笑傲江湖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邱瑞贤专访金庸。 摄影/杨勤
一个人，一支笔，造就一个江湖。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金庸用15部武侠小说，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奇迹：“凡有华人居住处，就有金庸在流行”，而“金庸迷”更是上至文人墨客，下至贩夫走卒。
金庸的小说，自有其个性，在他的江湖里，多的是不循规蹈矩之人，字里行间却又透着忠孝节义的高尚情操和有关生死的文化隐喻。人们读金庸，或是看故事中个体生命的变迁，或是看纷纭复杂的众生相。金庸用笔寄托自己的心灵体验，映射自己的现实人生，也大笔一挥，画出每个人心中的快意江湖。
金庸曾说，“希望死后一百年、二百年后，仍然有人看我的小说。”对于生死，94岁的他想必早已豁达坦然。只愿此行作别，江湖不老。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程依伦）
蔡澜忆金庸：
他是真正的才子和一代宗师
“跟金庸比，我只是个小混混”
蔡澜是金庸先生生前的挚友之一。金庸先生为蔡澜《江湖老友》一书所作序中回忆说：“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蔡澜兄是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走过最长旅途的人。他和我一起去过日本许多次，每一次都去不同的地方，去不同的旅舍食肆。我们结伴共游欧洲、东南亚、东亚、北美洲，从整个意大利北部直到巴黎，从温哥华到拉斯维加斯，从东京到杭州。我们共同经历了漫长的旅途，互相享受途中的喜乐或不快。过去，和他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香烟谈天，是生活中一大乐趣。自从我去年心脏病发作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仍喜欢坐在他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声说些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他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
蔡澜不大喜欢“香港四大才子”这个名号，他说：“怎么可以把我和查先生（金庸）并列？跟他相比，我只是个小混混。”
“金庸不应该跟我们三个‘调皮捣蛋’的人在一起。他是一代宗师，我很尊重他。他才是真正的才子。除了金庸有一点才华之外，我们都不是。我们只是尽量发挥所能，将文字变成歌曲，来维持自己豪华的生活而已。”蔡澜说，才子需要具备“看古书”“懂得琴棋书画”“能打拳”“懂医学”等十多条标准才能称作“才子”，而真正配得上才子称号的，只有金庸一人。
“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
蔡澜和金庸，结缘于《明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明报》专栏作家中大咖云集。在《明报》写专栏也是江湖地位的体现。40岁时，蔡澜受邀在香港《东方早报》副刊《龙门阵》写文。有了一定的读者基础后，老友倪匡将他推荐给金庸先生。蔡澜40岁那年，在电影行业已经颇有建树，监制了很多部电影，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也想在《明报》写专栏。不过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认识倪匡。当时，倪匡在《明报》上已经打出了名声，他让倪匡在金庸面前推荐一下自己。
此后倪匡每次和金庸吃饭，就大谈蔡澜。起初金庸并没在意，后来终于忍不住问：“蔡澜是谁？”倪匡故作惊讶状：“蔡澜啊。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 倪匡拿出几篇蔡澜的散文给他看。
蔡澜回忆说，第一次与金庸先生见面，他很谨慎，因为他早就听说金庸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大才子，所以自己说得少，主要是听他们在说，偶尔才发一下话。第一次见面，他就觉得金庸先生风度翩翩，学识过人。“从一开始，我就对金庸先生非常敬重，他是有大学问、大才情的人。”
在金庸先生的邀请下，蔡澜在《明报》副刊上写专栏，名叫“草草不工”。“草草不工”四个字是他的自谦，形容潦草与马虎。但实际上，蔡澜对于写作锱铢必较。渐渐地，外界对蔡澜的质疑声渐少，蔡澜逐渐声名鹊起。“当年，就算是几百字的文章，我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斟字酌句。好在那几年，我写的东西还算过得去，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
“聚会总是金庸先生买单”
在香港四大才子中，蔡澜和金庸的关系最铁。有一次，撒贝宁在节目里问蔡澜，金庸倪匡黄霑掉水里且只能救一个人，你救哪一个？蔡澜没一点犹豫，肯定救金庸！今年7月，蔡澜先生在深圳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还和金庸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平时只要有空，他还会约金庸和倪匡一起出来喝茶品酒。当时，金庸先生的身体还算好。
蔡澜回忆说，金庸先生虽然酒量不大，但喝起威士忌来很豪放，从来不加水或冰块，都是直接喝纯的酒，觉得这样才过瘾。不过，后来因为有心脏病，医生对金庸下了禁酒令，每次外出，金庸如果要喝酒，都要“偷偷摸摸”，只喝一些特殊年份的红酒。每次喝红酒的时候，他都要认真地看看酒牌。他还经常向周围的朋友们打听，哪一年哪里产的红酒好喝，遇到好喝的红酒，他会把产地和年份用笔记下。
和金庸一起品红酒，成了蔡澜和金庸平时在一起聚会时最普遍的活动。不过他透露，老友们聚会，每次都是金庸买单。“因为他有钱呗。他的书，光版税就够他吃喝不愁了。每次总是他买单，我有些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要抢着买单，倪匡说，‘金庸先生有钱还是你有钱，还是他来吧’，最后还是金庸先生买的单。”蔡澜说。
在蔡澜的记忆中，金庸就像一个“老顽童”。他在《江湖老友》中回忆金庸说，“吃饱了饭，大家闲聊时，金庸先生有些小动作很独特。他常用食指和中指各插上一支牙签，当是踩高跷一样一步步行走。数年前，经过一场与病魔的大决斗之后，医生不许查大侠吃甜的，但是愈被禁止愈想吃。金庸先生会把一条长巧克力不知不觉地藏在女护士的围裙袋里面。自己又放了另一条在睡衣口袋中，露出一截。查太太发现了，把他睡衣口袋中的巧克力没收了。但到楼上休息，金庸先生再把护士围裙袋里的扒了出来偷吃。”
蔡澜说：“年轻的时候要多出去走一走，趁自己还能扛得住，还有力气奔跑。”金庸在这一点上深受他的感染，所以两人一起去了很多地方。金庸喝葡萄酒的爱好就是在他的带动下形成的。他们去澳大利亚时研究酒，他带着金庸先去研究酒厂，参观葡萄园、酒窖，慢慢研究下来，就精通了。金庸慢慢也开始对葡萄酒很感兴趣，对他说：“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地方，这么好喝的酒，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本报记者与金庸采访故事
先生给了我记者生涯最幸福时刻
因为两次的相见太美好，我还期待着能再见，也一直相信老天会安排我再和先生见上一面。傍晚，听到噩耗根本不信，然而就如先生所说，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
2001年10月，刚成为一名记者“菜鸟”的我，迷迷糊糊地就跟心中的偶像见了面。跟着带我入行的老师刘平清、李倩，满怀紧张一进门，就被满脸笑意的先生瞬间化解。
那个窗外洒满秋阳的午后，我们谈古典文学，谈《红楼梦》的女儿观，谈香港的“射雕英雄宴”，完全就是三个文学青年酣畅淋漓的漫谈。先生听着我们的喋喋碎问，两眼总是笑得眯成一条细线。
2007年6月，得知我约访到金庸谈香港回归10周年，一连几位 “骨灰级金迷”都跑来跟我说：拜托了，给金庸留一个大点的版面。报道见报后，手机收到一堆数量不亚于今日刷屏的读后感。
去见他的那个下午，香港有很好的阳光，可远比不上先生笑容的感染力。这让我决定不能只谈香港回归，我要写金庸先生在幸福地变老，他为我们构筑武侠梦的那一身天真力气，从未从他身体里抽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