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把反家暴的重点放在施暴者身上，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李孟说，在香港地区，一旦被法院裁判有家暴问题，施暴者就必须被强制参加男性施虐者心理/教育治疗小组，通常得参加15次或以上的课程。每次课8到10人一组，都是有家暴情况的人。在社工的带领下，通过小组的形式一起学习，通过情绪管理、性别意识、沟通技巧、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个人成长一系列课题，从意识层面到行为层面逐步改变施暴者。

　　反家暴法可能暂时制止了施暴行为，而要改变施暴者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还必须要进行心理治疗。“心理治疗能够真正地改变他们。”王剑飞说。

　　一个曾经接受过短暂心理治疗的施暴者对记者说，“记忆里，我妈妈几乎每天都发脾气。成家后，在觉得烦躁时，我不由自主地就冲着妻子发脾气。其实，发完脾气我就很后悔，我想和过去的自己决裂。但是，很快就会有下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接触的一个案例，妻子动不动就打孩子，打完又后悔、难过，但又抑制不住打，有时候像虐待一样，持续了一年多，孩子见到妈妈就恐惧到了极点。通过心理咨询了解到她小时候就是被她的妈妈打大的，有时爸爸也狠狠地打她，这个妈妈就是在创伤中长大的。找到原因和情绪点之后，帮助她释放情绪，等释放完之后没有负面情绪搅扰了，人就变了，再看到孩子做错事时她就没那么生气了。”王剑飞说。

　　亟待完善的社会干预体系

　　在心理治疗方面，国外一些法律已经很细地规定到强制性勒令施暴者进行心理矫治。“这从科学、人道的角度，对施暴者自己、对相关人都有好处。”皮艺军说，“家暴有自己的特点，通过道德教化、法律惩处来解决家暴，并不能完全奏效。家暴后当事人回到共处的封闭空间，婚姻关系、亲子关系都没有断绝，如果法律干涉后，干预者要站在受害者角度上考虑具体解决方案：如果受害人告发了，司法机关对施暴者要制裁，有的受害者觉得会遭到对方更激烈的报复，或者从利益角度考虑，家里财源就断了，受害者会改换或阻止进一步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对家暴的处理应该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不是依法惩处那么简单。因此，有没有完善的体系干预家暴，很重要。”

　　“有类似经历并希望改正的人，坐在一起，定期进行团体治疗，心理学上叫共情，他们能够产生相同的情绪，这种同伴教育更有效。”皮艺军说，经过这种科学的干预，施暴者情况会好转，但到了适当情景，还可能复发，因此需要长期、定期的矫正。目前心理咨询的收费参差不齐，2016年北京海淀区开始试点把这笔费用纳入医保。“有家暴的家庭，如果因没有能力支付心理咨询费用而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的，希望有关部门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王剑飞建议。

　　湖南省长沙市牛角塘社区居委会主任王宏霞对记者说，解决家暴当事人再就业，尤其改变女性的无业困境，也是反家暴体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社区下岗居民较多，2013年社区反家暴协会成立后处理的8起家暴事件里，几乎都有下岗的阴影，结合这样的情况，我们协会在疏导家暴情绪之外，还下力气帮助他们再就业，也希望政府的再就业培训能传授一些更实用的谋生技能。”

　　“反家暴法实施后，到我们中心来的求助者有所增加。”李孟说，“但目前还缺乏实施细则，各部门具体怎么办，没有指引和规范。比如唯一监护人对孩子施暴的，该怎么办？前几天我们接到学校社工的求助：后妈打孩子，孩子生父公差在国外。这种情况，我们处理起来就很被动。可以报警把孩子从家庭中提出来，但之后照顾孩子的责任主体不明：救助站福利院都不合适，社会组织没有这个权利，警察没有庇护中心来安置孩子，孩子过夜、读书都成了问题。而且遭遇了这样的创伤，孩子更需要耐心细致的陪伴和关心，目前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如何处理很困难。”

　　目前香港对家暴的处理办法，有非常详细的执行细则。“它区分开亲密关系的成年人之间家暴和对未成年孩子的家暴等不同情况，作出不同且细致的处理措施，对其中的责任主体的要求和职责明确具体，无法推卸，整个预防保护体系比较健全。”李孟介绍道。

　　应鼓励更多社会团体参与

　　“最紧迫的还是要更加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在国外，反家暴很大一部分是社团在做，采用工作坊和团体治疗等方式，他们很专业，有科学背景。都是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不需要花政府的钱。我们目前反家暴总是强调依法，但司法机构、街道等政府机构很多做不到科学有效干预，需要专业社会团体更加深入广泛地介入，政府应该提供平台，允许、支持、鼓励他们来做，来弥补反家暴工作的不足。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总有人来弥补，而这些人比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目前因为社会团体参与少，社会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潜力。”皮艺军说。

　　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在深圳运行时间比较长了，现在已经形成了网络密集的社工系统，社工可以深入到社区、学校和家庭。反家暴工作离不开法律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根据不同个案提供不同服务，比如心理方面的问题，由心理咨询师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比如子女安置、财产分割、社会支撑网络等问题的解答，就由法律工作者提供服务。“中心一年处理大概300宗家暴咨询案例”。李孟说。

　　除了社会公益组织，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与家庭有着天然的联系，王宏霞所在的社区是国内较早成立反家暴协会的一个，她介绍道：“我们协会充分发动小区楼栋长的积极性，由他们摸底，了解到有家暴萌芽的或者已经发生家暴的情况后，第一时间上门家访，把问题收集起来后，交给协会专业的心理和法律工作者进行分类和分析。为了帮助家暴当事人彻底地走出家暴阴影，我们协会还吸引了社区的统战人士，比如齐白石后人、企业主、民主党派、少数民族、黄埔后人和宗教人士，他们的加入给反家暴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源和支持，切实地解决了不少家暴家庭的实际困难。”

　　代表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　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