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朝圣本身并不是我想在这部电影里表达的目的,只是想通过朝圣这件事儿,把人的复杂性表达出来就够了。而恰恰在距拉萨三公里的地方,我想讲的东西已经讲完了。所以就选择在那个地方结束,现在看起来也是挺好的一个结尾。”松太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自然、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
电影杀青那晚,容中尔甲喝多了。
容中尔甲的儿子比戏里的儿子小两个月。拍戏时,因为对剧中“儿子”的愧疚,他不止一次地产生过带戏里的“儿子”到他们家生活的念头。
他想到自己经常出差在外,好不容易回趟家,又是各种朋友聚会和应酬。很晚回到家里时,儿子往往早已入睡,待第二天起床时,儿子又已经去到学校。躺在酒店的床上,“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也真不知道儿子需要爸爸的陪伴长大,还是爸爸我需要儿子的陪伴老去。也分不清可怜的是儿子还是我。”容中尔甲对导演松太加说。
家庭、父子的情感,松太加有独特经历,当然写得动情。他的童年很阳光,但始终对“死亡”这个话题很有兴趣,他以前画画时也都在谈论死亡。
在松太加的儿子出生那年,他父亲去世。按照藏族人对死亡的理解,理应释然,他当时才二十多岁,修行不够,面对死亡还是有些恐惧。
他背着相机,失踪了一个月,去很多天葬台拍照,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天葬台旁边,好像是在找生命的寄托。“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去。”
有一天,他去了有很多天葬台的色达,太阳快要落山,他沿着天葬台走,迎头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角落的石头上面,手里拄着拐杖。他举起相机准备拍照之时,老太太笑起来,用藏语对他说“不要拍了,老太太现在已经不好看了,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现在老成这个样子,马上要去那儿了,你看。”她指着上面的天葬台,又说了一句,“我马上去报到了,小伙子。”
松太加的眼泪夺眶而出,后来他把这个场景用在第一部电影《太阳总在左边》里,那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年轻人意外碾死了自己的母亲,到拉萨朝圣后并没有释怀,直到看见天葬台的老太太才放下过往。
父亲曾经给他讲的一个故事,他也讲给剧组的成员听:佛祖在世讲经的时候,有一个女人的孩子去世了,她很痛苦,见到佛祖之后就说你必须想一个办法把我的孩子救活,佛祖说没问题。他让这个女人去找一种草,这种草必须长在没有家人过世的家庭里面,这个女人开始挨家挨户敲门去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慢慢悟到了,这种草是不存在的。
藏族人信奉生命皆平等。小时候,松太加把青蛙装在帽子里带回家,被妈妈揍了一顿。“她以为我要虐待动物、会杀掉它。最后她让我带着帽子,和我一起把青蛙放生了。”还有一次,他和几个伙伴比赛踢蚂蚁窝,看谁踢得远,又被妈妈教训,“如果咱们家的房子被掀翻了,你是什么感受?植物也是,比如草也不能轻易拔,被妈妈看到,她会揪着我的头发问我疼不疼。”
拍《太阳总在左边》时,他跳入了自己设定的束缚里:一场一个镜头,镜头形式感很强,这可能与他之前做过摄影和美术有关。到了《阿拉姜色》时,他就自由很多,给摄影师更多的发挥空间。
随着观念的成熟,他认为在形式上做文章是特别幼稚的事情。“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新鲜的东西,好像是内部情感的力量不够而要通过外化的东西来呈现,其实自然、克制的表达才是对的。”
顺其自然,无论是对待生命,还是死亡。他引用了藏族里“中观”的概念:不偏不离,就在中间,没有被情绪控制,保持一个离心的思维,但又没有被离心完全地吞噬掉,带到沟里边。“到处都是沟,隐约能搞清楚,隐约又不能清楚那种感觉,就是有种半醉半醒的状态,但是同时又有个感性的东西。这就是我在创作《阿拉姜色》时的状态。”
“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
《阿拉姜色》路演时,有观众提问,为什么在藏族这种治愈内心的文化中,我们在你的电影中看到的却都是人的困境。
对此,松太加的回答是:不管是哪个民族,他们首先是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其次才是文化的影响。人不应该被民族文化标签化。
他在很多人拍的西藏电影中看到了有些陌生的家乡,这些电影渲染得特别神秘化、符号化:寺院、磕头、朝圣、雪山、蓝天、湖、草原、牛羊。甚至电影里面明明应该是生活服装,穿的却是跳舞的服装,“感觉是用舞台服装来拍藏族的生活,吃肉非用大刀切一大块肉,喝酒就用海碗,就为了表现它的粗犷、豪放。他们不了解这片土地的人民。”
所以,不止一次,他的电影里,都触及人类共同的情感困境,而不只是局限于某个民族。
松太加跟很多拉萨当代艺术家交流,他们去了很多国外的巡展,但大部分是为他们单设的平台。“就像拳击手,你说国际赛,给西藏另外搭了一个舞台,作为当代艺术来说,所谓的西藏参加国际擂台赛,在那儿另外设置一个。我说我永远不会参加这种活动,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平台没有把你当成一个拳击手,这是对拳击手最大的侮辱。”松太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松太加出生于青海同德县,从摄影师身份开始与万玛才旦合作《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起,他们两人的电影经常在国内外获奖。
这引发了藏族年轻人从事影视行业的热情。前年,回老家时,他从县里得知已经有近百位年轻人报考影视专业。
从前年开始,他发起面向藏族题材的“穹角奖”剧本创作大赛,请来了万玛才旦、德本加、龙仁青等藏族名人担任评委。今年刚刚举办的剧本大赛有近百份藏族题材的剧本计划报名,从中评选出的剧本有些已经进入筹备阶段。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动画电影,他还派学生到日本学习,并从日本引进动画人才到同德县的创作基地。
松太加经常跟朋友讨论《阿拉姜色》为什么执意用当地方言来演?就是为了尊重当地人的表达习惯,尽管只有几十万人使用这种语言。“作为第一代藏族电影人,我和万玛才旦觉得有责任为年轻人尽一份力。让我们民族的年轻人来拍我们自己民族的故事,因为我们不只有自然风景,还有人的风景。”松太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2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