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第74个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世界，战争的根源并未根除，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我们必须牢记国家被侵略、民族被凌辱、尊严被践踏、发展进程被打断的惨痛历史，必须加快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有利战略态势，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一部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史。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以军事立国、极力向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直到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日本侵略者的足迹遍及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几乎与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交过手。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频率如此之高、范围如此之广、对象如此之众，在世界战争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战争土壤的根植性

　　日本统治者推动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公元391年，日本通过武装入侵一度确立了对百济、新罗等朝鲜半岛南部国家的宗主权。从8世纪开始，武士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社会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和维持统治手段的武家政治，这更强化了日本统治者的战争欲望。16世纪末，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并抛出了所谓的“丰臣三策”，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虽然三次尝试都以惨败告终，但其思想被日本历任统治者所继承。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者把军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整个国民生活从属于军事及对外侵略战争；同时在全面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日本统治者汲取列强们“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从思想与国策上为其好战找到了现实样本。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本质，成为其穷兵黩武、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之源。甚至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仍然企图否认二战侵略历史、突破战后体制、重新扩军备战。

　　战争体制的举国性

　　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日本统治者利用家国同构、忠孝尊皇的民族传统对本国人民进行洗脑，统筹政治、经济、外交与战争等诸多领域的事务，形成举国对外的战略指挥体制和政策制度保证。从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在军事和外交上，天皇是日本陆海军统帅，决定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数量，拥有宣布战争与缔结和平等诸条约的权力。为确保天皇统揽一切军政大权，日本还在组织制度上作了具体安排，例如平时军政军令相对分开，战时成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所有军队和军事行动，实行全民皆兵的战备方针及相应的征兵动员制度，改革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体制。特别是大本营制度，由天皇集中统一指挥一切军事事务，强力的指挥体制和严谨的军事编制，形成了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军事系统。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这种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为日本占据战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把日本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

　　战争决策的冒险性

　　一次次战争冒险的成功，给日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使其胆量越来越大，更加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野心，使之更加信奉以攻为守、武力征服世界的战略。例如《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将日本经济向前推进了数十年，赔款中的90%用来发展军工业，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建立起大机器生产的工业体系，第一次产业革命高潮兴起。1914年至1918年，日本攫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日本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得以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与美国抗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疯狂攫取我国东三省丰富的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上不断收获着“战争红利”，促使日本实现跨越式大发展，加速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也刺激着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更加狂热。日本“以战养战”国策的巨大冒险性，将其推上了穷兵黩武的不归路。

　　战争准备的狡黠性

　　日本为发动侵略战争，长期确定某一假想敌，据此进行深入细致的情报搜集，以及体制、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方面的全面准备。一旦时机成熟，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战略战术和作战计划，进行充分的临战准备和训练。发动战争，日本让情报先行。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12年，即1882年，日本就将中国列为头号假想敌和侵略目标，开始扩张军备，组织实施对中国的战略侦察。日军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情报侦察。日本间谍游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报告，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以美国为假想敌，制定了多份战争计划。其中，为袭击美军珍珠港基地，日本曾先后派出二百多名间谍潜入瓦胡岛收集各种情报，对檀香山及预定偷袭航线的水文、地形特点进行详细勘察。近些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暗暗加强了军事力量，又走向再武装。

　　战争推销的欺骗性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无不伴随对内对外的蒙蔽欺骗。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时，为掩盖侵略目的，日本宣战诏书中称是为了“维护东洋全局之和平”。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和称霸亚太地区，提出所谓“生命线论”。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伪“满洲国”政府，以“日满一体”“同心同德”“皇族共和”为立国宗旨，声称要建设“王道乐土”，以此麻痹人民。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政府为了欺骗世界舆论特作“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日本制造傀儡的伪“满洲国”后，更是大言不惭地提出实行“日、满、华共存共荣”。在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本抛出的“合作”“提携”“互助”三原则诱使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在沦陷区建立了一套殖民化的教育体制，向青少年灌输奴化思想，教科书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等谬论为基本内容，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日本侵略者利用对内外的欺骗，企图达到美化侵略实质，坚持殖民统治的目的。

　　战争结盟的攀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