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出台政策措施，避免“用猛力烧起火”，多措并举妥善化解大型民营企业的风险。建议：一要切实增强民营企业的风险意识，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二要有效降低民营企业负债，进一步拓展民营企业市场化融资渠道，降低企业发债门槛，加快推出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制定民营企业债转股的实施意见；三要建立支持民营企业纾困的常态化机制，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民营企业纾困，持续依法合规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四要在出台政策措施时，努力更加科学合理。

第六，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家、创业者思想动态，激发企业家干事业的信心和活力。建议：一要密切关注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家创业者的思想状况，引导企业家客观全面辩证看待形势，坚定发展信心；二要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宣传典型；三要落实好政企沟通制度，畅通民营企业反映诉求解决问题的渠道，切实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朱之鑫：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清醒认识、有效应对

今年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了稳步恢复的良好态势，供需两端主要指标继续改善，呈现出主要指标由负转正、内生动能不断增强、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市场预期稳步向好等特点。随着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化，经济逐步向好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也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了空前的威胁，对世界经济运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各国治理能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此，一定要清醒认识，时刻保持有效应对。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愈加严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遭受逆流。同时全球疫情不是一时的、短暂的，影响也不是短期的，而是长远的。对疫情带来的影响，千万不可估计过低，各地在经济逐步恢复过程中，内防反弹的压力是长期存在的，这种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如何认识和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一是当前经济平稳运行仍面临很大的压力。从需求看，内需不足制约经济的稳定恢复，特别是消费恢复相对滞后。从外需看，虽然前三季度以人民币计价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7%，但以美元计价是下降的。再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企业复工不达产、经营不增收的情况也比较突出，1-9月份，工业增加值仅增长1.2%，特别是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订单少、营业额骤减的问题突出。同时疫情对消费信心的影响没有消除，聚集性、接触性的消费活动受到抑制，餐饮、住宿、旅游等行业的完全恢复仍需时日。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道远，要特别注重解决目标多元、力量分散的问题。目前全球发酵的疫情和不断升级的经贸摩擦，对全球产业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国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和制造能力，特别是产业格局调整的步伐加快，对我们巩固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带来了挑战，形势非常严峻。在这个时候，我国一些关键零部件和软件可能面临断供的风险，自主生产面临着不少的现实困难。通过供给侧改革，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国际竞争力势在必行，但短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奋斗过程。

三是瞄准就业问题的近忧与远虑。稳住经济基本盘，首先就要稳住就业这个最关键的基本盘，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拉动消费，有了稳定的收入社会也才能保持稳定。近忧——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98万人，虽然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99.8%，但比去年同期是少增的。包括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在内的重点人群，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重点。远虑——大数据显示，年初返乡的农民工仍有3000万到3400万人没有外出；而高校毕业生2020年高达874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很大。因此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多措施、多渠道、多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刘尚希：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

从当前数据分析，经济复苏短期可期，但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隐忧值得关注。

长期看，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受低附加值和高成本双重制约；消费提振受制于收入预期和分配差距；同时，面临投资增速趋缓和边际报酬率递减，以及全球高杠杆与经济衰退并存现状。

因此，现有宏观调控模式在应对中长期风险等方面有待改进。为应对新发展阶段的全新挑战，实现双循环发展，宏观调控要避免“三化”，并为经济社会领域协同改革、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首先，避免宏观调控微观化。与以往相比，当前经济在复苏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障碍是社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迅速增大，而且呈现中长期化的趋势，如疫情防控带来的额外成本，产业链、供应链改变带来的交易成本，投资和消费行为转向收缩带来的供给成本等，都呈明显上升势头。在这种高度不确定性的宏观环境下，企业预期模糊、不稳定，其创新活动就会大幅度收缩，经济附加值也难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针对微观主体成本的减负政策措施和创新的激励措施只具有临时效应和局部效果。好比池塘的水出现了问题，而只是针对一条条鱼去施救，其效果是有限的。这时候需要的是换水，改变鱼生存成长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对冲公共风险，降低公共风险水平，微观经济活动才会舒展开来充满活力，经济循环畅通才有动力。

同时，面对宏观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宏观政策要更加注重调节“虚拟变量”，如投资预期、消费预期、营商环境预期等，把改善企业预期置于宏观调控的中心。应把宏观调控政策纳入法治化轨道，纳入改革方案当中，更有利于对冲公共风险，注入确定性，为市场主体提供自救和创新的预期。

其次，避免宏观调控地方化。在中央应对疫情冲击的“六保”综合部署中，既有宏观调控的内容，也有社会支持的内容。对于社会支持政策，在社会一体化不够的条件下，无疑更多地要依靠地方来落实，如基本民生保障；而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则更多应由中央来实施（不只是决策）。从中长期来看，宏观调控地方化，可能强化区域之间的博弈，影响经济要素、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并对相关改革产生妨碍，可能导致更大的公共风险，引发市场的疑虑。对此应高度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