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下半年，因“文革”停止招生的一些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当了两年知青后，由于在农村“表现好”，被推荐、选拔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进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我自然非常兴奋。

　　大概一年后，复旦中文系分为评论、创作两个专业。我喜欢创作，几乎不加考虑，就报名进了创作专业。不久，我被上面“相中”，为市委写作组效力。为什么全年级八十多号人，独独看中我，内情当时无人告知，迄今也无从追问。猜想可能是上面认为我政治条件好，是党员，“家庭出身好”，又是货真价实的高三毕业生，写作基础也好。

　　现在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舆论阵地，与北京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南呼北应，同是江青一伙控制的写作班子。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掀起阵阵恶浪，是恐怖年代的政治毒瘤，已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在40年前，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威权政治掌控的舆论工具和意识形态打手，规定、指导全市所有的文化、教育、宣传机构的导向，胡作非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先是写评论文章。1972年9、10月间，市委写作组成员刘某、林某，以及W老师、《虹南作战史》作者陈某与我，几个人到市委写作组写评论文章。一到那边，写作组的工人作家肖木就布置任务：通过评论当时出版的《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江畔朝阳》等几部长篇小说，写出“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确立所谓“文艺创作必须为路线斗争服务”、“生活必须服从路线斗争”等极左观点。

　　市委写作组在康平路。这条路靠近徐家汇，从复旦过去单程也要一个半小时。为了节省时间，我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写作组的头叫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历史系的一个中层干部。可能在为姚文元炮制《评海瑞罢官》一类阴谋黑文中出了力，受“四人帮”青睐，成了市委写作组的头。其人个头大，不苟言笑，挟威自重，官步不慢不紧，让人一见生畏。夜里十点钟左右吃夜宵，偶尔看见朱总管排队在我们前面。他端着食品转身，W老师立刻满脸堆笑，眼镜后面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哈着腰，亲热地叫：“老朱。”老朱不搭话，点点头，表示已听见下属的问候。我跟着老师后面，自然用不到凑上去献笑脸。再说，一个区区工农兵学员，也轮不上问候领导。自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末，时断时续，我在市委写作组一年多时间，很少见到朱总管的面。

　　参加《珍泉》的创作

　　我在写作组最主要的任务是参加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剧本以反映地质队寻找地下水为题材，讴歌为祖国建设而贡献青春的先进人物。写作组专门搞一个创作班子，写这样一个剧本，意图是以“样板戏”为榜样，拍一部有影响的电影，彰显“革命文艺路线”的成果。1972年2月，现代京剧《海港》演出本发表，同时发表大幅剧照、评论文章。同年3月，现代京剧《龙江颂》的剧本及剧照发表。9月，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本在《红旗》杂志发表。江青把持的文学艺术领域集中展示“样板戏”的“伟大成果”。市委写作组组织电影剧本《珍泉》的创作班子，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1972年12月初，《珍泉》创作组正式开始活动。先去上海郊区住金山张堰镇，熟悉和采访水文地质大队。12月下旬，创作组一行四人出发去安徽，采访南京江浦解放军某工程兵部队，参观马鞍山上海在江苏的工程项目九四二四工地，随后来到铜陵新桥矿。

　　回上海后，任务重重地压在我的肩头。组里决定先写个初稿，并要我来写。我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我逃不了，反正都得写。于是从1973年2月下旬开始，根据采访所得材料，构思剧情和人物。不用说，剧本以“样板戏”为榜样，主题是先行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必须遵循的，英雄人物是必须高大的。

　　3月下旬，剧本完成了一半。硬着头皮上，结果必然苦不堪言。大概在4、5月间，总算写完了剧本的初稿。当把它交给组里时，觉得彻底轻松，好像卸下了一个大包裹。至于剧本的主要英雄人物是谁，情节如何，矛盾冲突又如何，早忘得一干二净。

　　5月初，剧本移交到市委写作组。肖木看了，提了不少意见，要求重改一遍。肖木的意见大多中肯，我觉得他的水平不差。修改的工作好像是W老师担当，我过着如释重负的快乐生活。

　　5月下旬，第二次外出采访。组里原来四个人，这次又多了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出头，圆脸，有点胖，看上去浮肿的样子。一对小眼睛，好像永远睁不开，且目光浑浊。他到剧本创作组没有具体任务，我不明白为什么来这么一个陌生人。

　　第一站到南昌，采访郊区的一个地质队。记得就是在这里，我和新来的陌生人讨论“样板戏”问题。我说：“‘样板戏’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三突出’实际上是一突出，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陌生人把江青的“三突出”奉若神明，坚定地维护“样板戏”，最后同我争论起来。我当时读马恩列斯的文艺理论，读别林斯基和丹诺的《艺术哲学》一类书，眼界稍有开拓，觉得“样板戏”太过程式化，未必符合艺术规律，不能以此规范所有的文艺作品，心里不承认“样板戏”的艺术水准超过莎士比亚，超过契诃夫和雨果。各种宣传机器纷纷赞扬“样板戏”是艺术高峰，比文艺复兴还伟大，在我看来是自说自话。年轻气盛的我天不怕地不怕，对“样板戏”发不敬言论，陌生人则维护“革命左派”的理论，反驳我。我对他说：“有些问题不好讲，以后再讲。”陌生人随身带着很厚的马列著作，我也不以为然，觉得走这么远的路，应尽量轻装，不宜带厚得像砖头一样的书。

　　结果，翌年我遭遇厄运，那个陌生人揭发我污蔑马列著作是“砖头”。后来朱永嘉整我，最主要的罪名就是“攻击江青，攻击样板戏”。当批判会上吃惊于自己居然还有攻击马列著作是“砖头”的罪名时，方才若有所悟：陌生人是有来路的，并且负有一定的使命。

　　由南昌到瑞金，江西909地质队就在这儿，是重点采访的地方。瑞金的采访工作结束，由赣州至广西柳州，再到巴马瑶族自治州县，然后绕道南宁再至柳州，经长沙、武汉回上海。从5月下旬至7月上旬，前后四十余天。

　　对“写作组”产生反感

　　外出回来没几天，开始放暑假，同学们陆续离校。这时，女朋友来信了，问我何时放假。我因电影剧本要讨论，不能走。已经是7月下旬了。康平路的林荫道上满是火热的阳光画出的梧桐树叶的影子，凌乱斑驳。我在路边彷徨，特别烦躁，真觉得一天也待不下去。最后，终于向剧本创作组提出我要回家。W老师说剧本还要讨论和修改，劝我再留一段时间。我听不进去，执意要走，公然声称暑假是国务院规定的，是学生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走了。这件事，到了次年的春天，成了我“犟头倔脑”的证据。

　　其实，我以放暑假为由，不愿在市委写作组多待一天，有多种因素。想回家，回到女朋友身边，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惟一的。我未曾明言，也不敢明言的，还有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