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为这个剧本难改，也没水平改。“样板戏”当然是“尽善尽美”，高不可攀。我是工农兵学员，初次写电影剧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写出初稿，已经尽力。创作组里有我的老师，有资历比我深的人，让他们来打磨剧本好了。
二是我不敢讲的原因，即对当时掌管文艺的一伙人有看法。在市委写作组，我绝对是边缘人物，是来接受锻炼和培养的小人物，绝对不可能闻知重要的机密。但那种舞文弄墨的氛围，自诩左派的狂妄，常常有的一种“策划于密室”的诡异，多少能感觉到一点。譬如耳边会飘过“（张）春桥同志讲”、“（姚）文元同志昨晚来电话说”之类的消息。每当有这类消息，这里的气氛就亢奋、紧张起来，大家忙着写文章贯彻上面的指示。随之，报上掀起阵阵浪涛，蛮横、凶险，简直要席卷一切。我觉得这儿很像台风之源，一些人在兴风作浪，当今文化艺术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全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与张春桥、姚文元一帮“笔杆子”有密切关系。
“文革”初期，我是个思想激进的红卫兵，忠诚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样舞文弄墨，写了许多大字报，实际上也是极左路线的鼓吹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渐多，阅历渐丰，加上山川胜景的自然美熏陶，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大好形势”并非“大好”，“样板戏”并非十全十美，江青的“三突出”至多是一家之言……完全说不上清醒，不过是昏睡之后的刚刚苏醒。以前是盲从，现在懂得了质疑。良知安顿在我的心里，被人任意左右的头脑逐渐变得正常。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1月，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回到了复旦，响应上面的号召，考虑如何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一天，W老师通知我：“市委写作组要你去国棉二十一厂写中篇小说，征求征求你的意见。”我想，既然征求我意见，则说明并不是命令。况且，快要毕业了，两三个月时间也写不成中篇小说。于是回答W老师：“我不去。”我不想去的潜在原因还是上面所讲的，看不惯市委写作组，甚至看不惯整个中国的文艺界现状。或许别的工农兵学员梦寐以求想进市委写作组，羡慕我的“受重视”，但我却感觉不自由甚至痛苦。
过了几天，积淀在内心的厌恶终于形之于声色，我在宿舍里吟了李白的两句诗：“安得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还不解气，又骂一句：“文霸！”殊不知，我的吟诗和骂语被崇明老乡N偷偷记在笔记本上。
厄运很快降临。
1974年3月，由市委写作组头头朱永嘉策划和操纵的围剿开始了。这是大象对蚂蚁的攻击，用大炮轰击蚊子，用牛刀杀鸡，用集团军搜捕一个散兵游勇。
也难怪朱永嘉要用大炮轰击我。一个小小的工农兵学员，抬举到了市委写作组，不仅不知感恩，反而以吟李白的诗以示傲骨，骂自己为“文霸”，这还了得？这不是“右派言论”吗？岂不是脑后长了“反骨”！
突然而至的打击，真是做梦也没想到。“批林批孔”，居然批到了一个无名的学生头上。整整两个月，复旦中文系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联系实际”，批一个普通的工农兵学员，宣称这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回想半年前，我是多么坚决拥护、积极响应“批林批孔”，岂料没多久，我自己也成为“复辟倒退”的代表。好一个黑色幽默！
差点被打成“反动学生”
1974年3月初，课已停止，快要毕业分配。虽然不知道分配的结果，但我很乐观，以为凭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不到北京，也可能会留校。突然而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自我感觉不啻是梦想，分配给我的几乎是一顶“反动学生”的帽子。
古谚云：“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事实上，山雨欲来之前，几乎没有风，我浑然不觉。这年2月，我还给女朋友写信，问：你们那边“批林批孔”紧张吗？希望你能跟上形势。真是莫大的自我讽刺！
朱永嘉搞政治运动当然是内行，打倒一个学生易如反掌。他以批林批孔须联系实际为名，向下面煽风点火说，学生中的右派言论也要批。他的话在复旦等于圣旨，谁敢不执行？中文系派人调查、收集我的“复辟倒退”的言论，连芝麻大的都捡起来，然后锻炼罪名，准备开动学校广播台造声势，刷大幅标语、大字报“振军威”，逼我“交代问题”。如果态度不好，则开除党籍和学籍，遣送回乡。
从3月15日开始，组织教师、学生围剿，批判会、“帮助会”、检查会接踵而至。我成了“复旦中文系复辟倒退的典型代表”。平日与我谈得拢的几个同学，都不言不语，心事重重。我眼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以异样的眼光躲避我。不意一夜之间，昔日的“革命小将”，成了革命的对象，面对老师与同学的揭发批判。
政治暴力在中文系肆虐。一次一次的“帮助会”、批判会上，一些老师和同学怀着“批林批孔”的“革命激情”，揭发、批判我，个别积极分子还能“火线入党”。平日与我观点相近，交往较多的上海同学C、浙江同学C，也受我的牵连。中文系党总支、支部不断向上海C施压，要他作所谓旁证。C不愿写，上面硬逼着写，并以不写就不能入党相威胁。党总支不放过浙江C，要他作旁证，写检查。“文革”结束后，我同他见过几次面，每次都觉得有一种歉意。城门失火是我的事，为什么要殃及他，使他终生不得志……
3月26日，终生难忘的一天。
生物楼的大教室里坐满了人。中文系的全体师生以及全校各系的师生代表，大约有三四百人，围成一大圈。会议议程是先由我检查，然后接受批判。会上，最主要的两个人物，是两个崇明老乡。一个是我，因言论罪受批判。一个是N，坚定的“革命派”，在小本子上偷偷记录了我的“反动言论”。今天，积极分子终于亮相，公开他那个机密本子，接受“批判批孔”的考验了。他慷慨激昂，把笔记本上的材料有力地抛出来：某月某日，在场的有某某、某某。某月某日某地，又说过什么。真是精确至极的打击，我虽忍受过多次，但每次都感到不寒而栗。在场的数百个师生，对我老乡的慷慨陈词和坚定的革命立场，自然刮目相看，印象深刻。谁能对背后偷偷记录他人言行的勾当不感觉恐惧？他对我的精确打击，诚然让我很受伤，但我受伤一时，他却受伤终生。因为他精确打击了我，也精确打击了自己的人格和品德。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