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邓小平这句话可不是随口说的，他是在视察了京、津、唐3市不同类型的住宅楼后，经过深思熟虑才向建筑专家们提出来进行商榷的。降低楼层，增加居住面积，邓小平这一主张对我国之后的建筑业带来了重大影响。在国家财力十分窘迫、房荒严重的非常时期，居民更需要实用的居住条件。邓小平对在场的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人员说：“要请一些会挑毛病的人来提意见，研究一下怎样把住宅楼修得更好些。”
不久，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就设计了一套新的住宅标准图。与传统的标准住宅设计相比，室内净高度为2.53米（按国际标准仍属上线），每户的面积则增加了1.5平方米。室内卫生间面积也有所增加，除马桶外，还增加了一个洗手盆和小澡盆。厨房里又配备了一个碗柜和一个吊橱，而每户的预算总造价反而便宜了77元，而且每户都有过堂风。
邓小平还提出，今后建住宅楼时，设计要力求布局合理，增加使用面积，更多地考虑住户的方便；当人们提出“洗澡难”时，他提出，再尽可能安装一些沐浴设施，让居民能在家里洗上热水澡；当人们为摆脱“一间屋子半间炕”“老少三代同一室”的窘境，而对乔迁新居有点饥不择食时，他提出，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室内外装修的美观；当人们对唐山大地震的悲剧仍心有余悸时，他又提出，要多采用轻质建筑材料，冲破我国“秦砖汉瓦”“肥梁胖柱”式的传统建材格局；他还多次提出，要降低房屋造价，为今后住宅商品化打通道路，使中国人民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居民故事
从土房搬到了花园小区
1967年，家住顺义的申书云嫁到了朝阳区太阳宫地区。谈起刚来时见到的情景，申阿姨直撇嘴：“甭提了，当时一个屯都没有几户人，地上很多大坑。”刚嫁过来时，家里公婆、小叔子和他们夫妇五口人住在三间破土房里。“别说习惯不习惯，那时候生活就那样儿，艰苦着呢”。此后的几年里，小叔子结了婚，申阿姨夫妇也陆续有了三个孩子，五口人只能挤在一间土房里生活。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申阿姨的家中。“当时我们社员各自分了几亩地，我们家也盖起了四间大平房。80年代的条件可比六七十年代强百倍。”申阿姨说，以往做饭用小炉子，中午只休息两个小时，上午干完活赶紧回家劈柴、点着了，上面放煤球，火一上来赶紧做饭，吃完饭又回地里干活了。“当时为了省事吃窝头，改善生活时炒点白菜，烙张大饼”。住进了新平房后，申阿姨家陆续安了土暖气，买了煤气罐。“土暖气一安上，家里冬天能达到十六七摄氏度，当时我们已经很满意了”。
当年每到8月份，申阿姨就张罗着买煤了。“以往烧煤球，后来烧蜂窝煤，几千斤煤堆在厢房里。街坊四邻都知道我爱干净，但是归置煤总弄得满手黑。”申阿姨说，因为烧煤，家里总是落一层灰。
在没有下水和厕所的平房里，如厕也是一大难题。“我们家离着公厕有200多米，晚上没有路灯，老人上厕所特别不方便。”申阿姨回忆说，她60多岁时仍然得每天拎着两桶垃圾和脏水往外倒。
2010年，申阿姨搬到回迁楼小区圣馨家园，和儿子儿媳孙女一起生活，9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又敞亮又漂亮。74岁的申阿姨以往最怕冷，如今房子向阳暖和，家里还有地热，冬天能达到20多摄氏度。今年，圣馨家园北侧新建了一处休闲公园，园内特色景墙、树阵、草坪和花坛一应俱全。秋高气爽，申阿姨时常和邻居漫步绿地晒太阳，“下楼就到了，就像我们自家的后花园一样，心里特美”。最近，小区内又多了一项新科技——人脸识别系统，正在施工调试的系统未来可掌握小区居住人群，保障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推动社区管理智能化和精细化。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一家五口人从一间土房搬到了四间平房，如今又住上了有地热的高层。现在小区绿树环绕，环境也安全，这和当年比真是天上地下，我特别知足。”
在朝阳区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居民像申阿姨一样，告别低矮破旧的平房，住进明亮宽敞的楼房。2014年，北京市在朝阳区来广营、太阳宫、南磨房、豆各庄、将台、常营6个乡，全面启动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城市化建设试点工作。目前，6个乡全部完成农转居任务，共计1.98万人。东风乡、东坝乡、三间房乡、平房乡、管庄乡第二批“一绿”地区城市化试点建设将加紧实施。2018年7月9日将台乡“一绿”试点回迁安置房将府锦苑小区开始办理回迁入住手续，目前已有1238户领到了家门钥匙。一批“一绿”试点另外3个回迁安置房正在加紧建设，2019年可累计实现1.26万村民回迁安置。
从“忧”到“优”?北京住房大事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一个没有“市场”存在的时代，没有消费品市场，更没有房地产市场。所有的住宅均由政府建造，然后通过每个人的单位以很少的租金租给单位职工。住宅是福利，不是商品。虽然房屋不能买卖，但是可以通过房管部门进行房屋交换。不少家庭就是通过换房机构找到距离工作单位比较近的房子，这样大人上班方便，孩子上幼儿园、上学也都会就近。但居住面积和居住环境不可能完全称心如意。
●1978年以前，是居者“忧”其屋。进入70年代，提倡的是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住房建设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城市人口增长速度。1978年，北京市人均住房面积仅仅4.2平方米。那个时期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要单位给房。政府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生产上，没有更多的财力建设更多的住宅。70年代末，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国家在城市住房上的投入总额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那时一家很少只有一个孩子，兄弟姐妹一大群，小时候可以挤挤，长大成人后组建家庭，原来家里的厨房、杂物房都摆上床开始住人。事实上，房屋短缺在1978年就引起了中央政府的注意。
●邓小平在1978年4月提出，把住房改革提到议事日程。1979年开始，中国在一些城市试点，以房屋成本价出售房屋。随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住房改革一步步市场化。住房改革初期，中国人并不习惯这个概念。人们已经习惯了单位提供住房，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拿得出那么多现金来购房。银行当时也没有提供对个人的购房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