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沈志华年过不惑，经商获得极大成功，觉得挣钱永远没有尽头，应该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
和一般学者的儒雅内敛不同，他身材魁梧，喝酒如水，仰天大笑的样子更不“斯文”，震得屋子里传来回声。他说起历史事件的年月日随口道来，可却总是记不住自己最喜欢的冰淇淋“哈根达斯”4个字。
在中国历史学界，沈志华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异类”。
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1．5万余件，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他个人出资设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1年来已资助出版了80余本史学著作，由他出资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超过30起。
他身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却一直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
就个人研究成果而言，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以大量丰富而可靠的档案文献和适量的口述史料，对长期无人知晓、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颠倒的重大史实作了澄清、填补和纠误……”他本人被评价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更有学者认为，沈志华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代表着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民间化趋势。他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都有别于历史学界因袭的从概念出发，以结论剪裁史料的弊病，重新回归到从材料出发、就史实发言的本源。
10年前，沈志华年过不惑，经商获得极大成功，觉得挣钱永远没有尽头，应该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
原来都以为事情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吗？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中国使馆是用什么通讯工具和国内联系的？”
沈志华谈起一段历史事件时，总是喜欢先卖个关子，挑起你的好奇心，等着你着急地问他“后来呢？”
1979年，29岁的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研究生。
最初对历史的兴趣，完全出自好奇。“中学时看丘吉尔回忆录、隆美尔回忆录，怎么和我们知道的都不一样呢？真相到底是什么？”他说，这种兴趣的加深，是当你自己发现了历史的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会议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毛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
然而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所公布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并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多年来，这个文件被广泛引用，人们普遍认为10月2日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
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上，这个问题成了热门话题。有学者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应邀参加此次会议的沈志华，事先从美国华人学者陈兼那里得知了华盛顿会议的情况，他亲自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核实查证，证明中国公布的电报，确有毛亲笔写的电报底稿为证。而俄公布的电报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都是一致的，也不像是伪造。经过仔细研究，他认为，两份电报都是真实的，中国保存的文件是毛泽东亲笔起草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沈志华还推断，这份文件没有发出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有意见分歧。
他的解释被与会学者接受了，这也是他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第一步。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过去，很多研究都是根据师哲回忆录的说法，认为在此之后的7月初，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毛的“一边倒”讲话是为中苏领导人的谈判铺路。
而根据沈志华在俄国档案中的发现，刘少奇等人实际是在6月21日动身，6月26日抵达莫斯科，并在26日至27日夜间与斯大林的会晤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说明，毛的决策是刘少奇访苏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就新中国在美、苏之间的选择而言，毛泽东“一边倒”宣言的发表，颇有背水而战的意味。
“原来都以为事情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特有成就感！”这就是他所说的“发现历史”的感觉。
说这话时，他的重音落在“特”字上面，54岁的他孩子气地用手半遮着嘴，好像是在告诉你一个特别的秘密。
由于特殊原因，沈志华后来未能顺利从社科院毕业。如果说，当初返回历史学界还多少带有一点负气想证明自己的意思，现在，他做历史研究，已经完全是兴趣使然。
10年来，不算他参与组织资助的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会议，也不算他参与评审的学术著作，单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就让人惊讶：论文40余篇，8本著作，整理文献资料数十万字。
有人不明白，问他，你又不图职称，又不要分房、涨工资，哪儿来的劲头？
“你怎么解释？”
他笑了笑，“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兴趣。你认为是苦我认为就是乐啊。找到材料你不乐吗？发现一个历史真相你不乐吗？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你不激动吗？没有成就感吗？”
多年来，他都是每天凌晨3点开始干活，整理档案看资料写文章。7时早饭。12时午饭。午觉一小时，再干到晚上7时，结束工作。天天如此。
“欲罢不能？”我问。“没错！就是这个词！”他大声说。
“你还没说到底‘波匈事件’时使馆是怎么和国内联络的？”我有点急。
他哈哈大笑，得意地回答：“告诉你吧，是写好了密码电报，然后到公共邮局排队，走电报发回来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正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1995年，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两份俄国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电说，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