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不起客，他们住的旅馆有厨房，自己动手，香肠沙拉和国内带去的二锅头茅台酒，也可以待客了。酒过三巡，拿出目录，说明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复印具体的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外加每人数百美元的劳务费。宾主尽欢。
“他们本国人复印费用要低得多，而且省了多少事啊。”说起这事，沈志华又得意又无奈。他知道一位挪威学者为了搜集档案，带着学生在俄罗斯待了6年。“没办法，人家都有基金会赞助，咱们自己挣的钱，总要省着点花才行。”
尽管有“内线”帮忙，他们还是发现，来得太晚了，搜集档案在俄罗斯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候。
“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
因为在开放过程中引起了一些外交纠纷，1996年时，俄国档案的开放程度已经有所收缩。而在那之前抢占了先机的，大都是美国的学术机构。
1997年、1998年，沈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沈志华特别爱说这句话。如果说过去只能吃别人嚼过的剩饭，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不抓住，就太不应该了。
美国的好处在于，只要你有护照，无论是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还是各总统图书馆，5分钟就能办一个出入证，什么都不问你。复印价格便宜，一页只要10～20美分，有的还免费。像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国家安全档案馆这样的专业档案馆，文件更是分类清晰，不用你自己一页一页地找。他们要做的就是整卷复印，腰酸背疼但心情愉快。两次下来，一共带回了十几箱档案，比在俄罗斯收获还大。
为了找“粮食”，沈志华和夫人李丹慧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收获颇丰。可碰上的头疼事也不少，有些家门口的“粮食”，找起来，比大洋那边还要困难得多。
在黑龙江，他们夫妇专门住在档案馆对面的宾馆，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周末还要给档案馆工作人员付加班费。忙了10天，复印了几千页，却因为差了一份人情，不许他们带走复印的资料。电话从省外办一直打到外交部，尽管有《档案法》，尽管外交部说既然是开放档案按规则办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让带走。直到现在，那些资料还存在那里。
为了研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沈志华专门去了一些大企业的档案馆。在鞍山钢铁公司一个档案馆，人家说，你只能看和抄写，不许复印。
沈志华奇怪了，你这里无非都是些党委书记的报告和年终总结，有那么严重吗？对方说：“这可都是机密。”
有的地方更惨，连大门都不让进。不得已，他只得动用各种资源，贴人情、贴钱，苦苦寻觅那些别人眼中的“故纸”他的“粮食”。
开国际会议时，沈志华和其他中国学者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你们的论文为什么很少用自己国家的档案？你研究中苏关系，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
“真是让人尴尬的问题。不明白的，都以为是中国学者不勤奋，不趴档案馆，不做基础工作。”他说。
在档案馆遭遇冰冷面孔和警惕眼神的，绝不止沈志华一人。
中央党校韩刚教授，有次和一位美国学者聊天，说起自己为了查阅资料请档案馆的人吃饭。那个美国学者不明白，“不对不对，你要利用他们的档案，应该是他们请你吃饭。”
韩刚说，我们对待档案，仍是保管高于利用；而美国人的想法是，到我这里看的人越多，用我档案的人越多，我的档案价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不仅不要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1999年，国际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基辛格三角外交档案的提前解密。那批档案包括当年美中苏三国领导人之间30多次会谈记录，涉及三国最核心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让中国学者觉得新鲜的是，这批档案，完全是美国学者通过国家安全档案馆，根据1966年开始实施的《信息自由法案》，敦促国务院等部门未到解密期而提前解密的。
名头响亮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实际上是一个民办的学术机构，依据《信息自由法案》，向政府部门和国家档案馆不断地要求开放令学术界和公众感兴趣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档案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复制后，供公众查阅或结集出版。沈志华的大量资料就是从这里复印的。
2002年8月，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出版了。全书收入1917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共277个专题。据沈志华说，除俄国本国外，这是目前收入俄国档案最多的文献集。34卷中，沈志华自己完成了8卷。如果加上因为内容敏感而最终没有被收入《选编》的朝鲜战争和中苏关系部分，他一个人做了十几卷。作为执行主编，他不仅自己参与整理编辑，还要负责协调全国各地13个翻译组和参与这个项目的编者的工作，经常坐着飞机到处跑。
他承认，分类、注释、核实人名地名都是非常考验人耐性的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种基础建设的工作。
“但这是粮食啊。”他说，写出一篇文章只是一个人的成果，完成这个项目，多少人都可以搞研究了。整个国家的研究水准上不去，一个人又能跳多高？让他高兴的，现在已经有博士论文开始使用这些新材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