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提高社会建设水平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访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十四五”规划建议对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就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本刊采访了四位专家，请他们畅谈对“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的学习体会。

　　山西省吕梁市岚县将土豆产业、土豆文化与土豆制作技艺融合，免费让部分低收入群众学习土豆制作技艺，助力他们就业增收。图为学员参加岚县土豆技能培训“捣拿糕”实操练习。新华社发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访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

　　光明日报记者 龚亮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总体与GDP增长同步。这得益于我国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得益于我们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改革。

　　“我们也应看到，在绝对收入增长的同时，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郁建兴说，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成为我国的新战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是促进国内消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关键。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同等重要。

　　郁建兴提出，首先要尽快完善财税制度，缩小财产性收入差距。这是提升人民整体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径。经过几番税制结构改革，我国直接税的比重在上升，间接税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到2016年，间接税比重仍占60%左右，直接税只占到40%左右，直接税所占比例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相差甚远。从税收理论来看，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累退性税收，个人所得税为累进税，我国整体税制由累退税占主导，主要调节资本流量，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而调节资本存量的房产税、遗产税等一直没有很好开展起来，导致财产税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明显。基于此，郁建兴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依托大数据等手段，尽快实行家庭申报制度，加大对短期资本利得、财产交易所得的调节力度。同时，尽快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针对高收入、多套房、多遗产的家庭，设计较高的累进调节机制，从而调节民众在财产占有上的差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在郁建兴看来，这个“合理增长”并非指所有行业、所有群体都有一个合理的增长比例，而是要根据行业、地域等变量，有针对性地建立更加精细化的工资调节机制。比如，针对“打工人”工资集体协商质量不高，工资仍然主要由单位方单独决定的现象，短期内政府要加强指导作用，健全政府、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的三方协商机制，引导企业规范制定工资，也让工会、“打工人”在参与工资协商中成长，明确自己的权利和诉求解决渠道；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对部分收入过高的国有企业，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建立国有企业管理层工资与经营绩效挂钩的工资制度，推行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制度，并建立与市场化体系相适应的竞争性薪酬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在事业单位进一步推行绩效工资，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郁建兴进一步指出，还要提高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土地要素、自然资源使用情况的城乡二元分割仍然严重制约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目前，一些地方农村宅基地、土地流转不畅，农民只能空置农房、宅基地和土地，导致农民拥有的资源无法与下沉的高端要素融合，农民财产性收入无法提高。郁建兴说，这就需要进一步打破土地要素的城乡分割局面，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将附着在宅基地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上的巨大潜在财富转化为他们可以平等交易的财产权益。同时，探索工商资本与乡村产业兴旺、乡村有效治理结合的机制，以工商资本下乡带动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向农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合理分工让农民能通过土地要素或自身劳动获得收益，走一条以生态建设为引领、工商资本为载体、农民增收为根本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提供长期用工、短期用工、季节用工、临时用工等不同就业岗位，吸引在外务工的劳动力返乡灵活就业。新华社发

　　高质量就业应成为就业优先的重要内涵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赵文

　　光明日报记者 邱玥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这是就业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顺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转型升级对就业工作的新要求，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人口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赵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只有不断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才会更加坚实、更加牢固。”赵文表示，一直以来，我国就业总量压力不减，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内在要求。因此，扩大就业容量是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的重中之重。我国有七亿多就业人员，非农就业和城镇就业总量还将不断增加。我国既要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要为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留出空间，还要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在这三个方面，“十三五”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未来，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影响就业的新的因素还在增加，我们要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向，继续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充分就业。”赵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