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逐渐显现,高质量就业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就业优先的重要内涵。”赵文指出,我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提升就业质量才能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追求高质量就业既是劳动者的自然需要,也是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还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同步增长。企业用工更加规范,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各项社会保险的覆盖率都在不断提高。劳动关系更趋稳定,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处理争议数量、涉及劳动者人数、涉案金额持续下降。赵文表示,“十四五”期间,提升就业质量的重点是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保障劳动者待遇和权益。
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就业优先有了新的内涵。赵文说,在和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相关的新经济领域,劳动者的就业观念往往更新颖,他们是创业者,或是撰稿人、艺人、网络主播、教练、美容师、翻译员等自由职业者或多重职业者。不论是哪个层面的社会群体,都可以借助新经济获得不低的收入。因此,即便传统意义上的标准就业机会很少,人们仍会找到工作,这就是新就业形态的核心意义,也是高质量就业的延伸。“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多渠道灵活就业的保障制度”,这是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的关键。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和谐美丽,该村先后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新华社发
坚持以系统观念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访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会长王陇德
光明日报记者 龚亮 金振娅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提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华预防医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陇德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坚决维护人民健康的坚定决心。
王陇德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快和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我国仍然面临着多重疾病负担并存、多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存在的复杂状况。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人民群众对健康服务产生了更高的期盼,要求看病更方便、服务更贴心、看得好病,也更希望少得病、不得大病。全面满足民众和社会的需求,需要更多的努力,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任重道远。
“健康中国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个人、家庭、社区、企业、政府部门等多个主体,涵盖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科技创新、全民健身、国民教育等多个领域、多个行业。”王陇德指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单兵突击、重点突破,又要统筹推进、形成合力。
在王陇德看来,一要加强宣传教育,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减少疾病、收获健康最简便易行和最经济有效的途径。二要拿出实招硬招高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与此同时,要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三要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要针对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一步改革和强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织紧织密“防护网”,筑牢筑实“隔离墙”,不断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四要强化生命健康科技创新,推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构建国家生命健康科技创新体系,加快生命健康关键技术和创新产品的研发应用,统筹推进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五是要加大生态建设力度,抓好食品安全。“健康中国必是美丽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存与健康的基础。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切实解决影响人民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要大力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老百姓“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
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应做好“加减乘除”法
——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康晓强
光明日报记者 靳昊
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方能叶茂。“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平台、基本运行空间,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重点场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论及社会治理时,尤其强调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康晓强说。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康晓强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取得很大成就,比如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渐得以形塑,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突破口和切入点的市域社会治理正在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建议第48条专门论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尤其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可见基层之于社会治理的独特价值和战略意义。”康晓强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传统的“单位制”对人口、场所、行业的强制性约束能力有所下降。这样,基层的地位更加凸显。绝大多数社会问题与矛盾总是先从基层生发尔后逐步向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蔓延、扩散。可以说,城乡基层社区处于承上启下的“节点”、社会生活的“支撑点”、不同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各类社会群体成员的“聚集点”,是感知百姓冷暖最灵敏的“触须”,在防范社会风险、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其他单位、机构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和功能。
如何擘画新发展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康晓强认为,主要应做好“加减乘除”法。
加法,就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组织、队伍、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
减法,就是切实为基层“减负”“瘦身”,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着重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
乘法,就是要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细度、精准度,提升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除法,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公平共享社会治理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
为此,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服务、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使得我们要建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也是“人人享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