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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规律投资才能事半功倍(3)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新闻资讯网 人气: 发布时间:2018-11-11
摘要:港股中很多金融股估值已非常低,一些金融股的市净率已低于0.5,比2008年美国金融股的估值还要低,这反映了一种极为悲观的预期。为什么便宜是硬道理?因为便宜反映了一种非常悲观的预期,未来超预期的概率就很大。从

  港股中很多金融股估值已非常低,一些金融股的市净率已低于0.5,比2008年美国金融股的估值还要低,这反映了一种极为悲观的预期。为什么便宜是硬道理?因为便宜反映了一种非常悲观的预期,未来超预期的概率就很大。从有些金融股的估值看,似乎中国经济一塌糊涂,银行的坏账要到10%以上。实际上,我们关注到银行的坏账过去8个季度已经持续改善,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小恶化,但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

  另外,银行之间分化很严重,我们最近把17家银行的会计报表做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梳理,发现不同的银行之间差别很大:首先,对坏账确认的标准差异非常大,逾期是客观的,但坏账的认定是主观的。第二是坏账的拨备,不同的银行也不一样,有的拨备是100%多,有的拨备是400%多。这是存量的概念,再看流量,过去一年,有的银行新增的拨备是新形成坏账的两三倍以上,而有的银行计提的坏账还不足以覆盖它新增的拨备。

  其实,银行这几年走得并没有那么差,特别是龙头银行股,近年来就走得挺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判断一件事,就是中国经济不会崩盘,这是胜算比较高的。

  “股票不过是穿着股票外衣来参加华尔街化装舞会、长期资本回报率为12%的债券。”记住巴菲特在1977年说的这句话,也许可以帮助你多一些耐心。

  无论投资还是做公司,有些人喜欢顺势而为去找风口,我们则是顺规律而为,找出不变的规律,然后顺着规律去做,不计较短期的得失,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效果就出来了。就像庖丁解牛,顺着事物的规律、原理去做比较容易,如果违反了内在规律,要进行下去会很困难。

  早期经历

  学霸+最早一批股民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家学渊源。

  邱国鹭:我从小读书不算是特别努力,但学习成绩还不错,高中时参加各种竞赛,物理竞赛、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都得过福建省第一名,数学竞赛也得过奖。家里人一直觉得,我没做科研有点可惜。高中毕业统考,我是福建省第二名,因此也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

  “家学渊源”谈不上,不过,因为父亲是老师,家里书多,所以,我从小读了很多书,涉及经济学、金融学、历史等方面。在经济、金融、投资方面,我的启蒙老师是我父亲,除了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引导,他的言传身教,包括他的生活、学术圈子,对我影响都很大。厦大财政金融专业很强,父亲有很多学生,应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触资本市场的人,他们谈论的话题,我当时不一定听得懂,但也算耳濡目染吧。

  可惜父亲英年早逝,今年是他去世15周年,我和我母亲、兄长一起,捐赠设立了厦门大学邱华炳教育基金会,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怀念。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市?

  邱国鹭:我很早就开始对股市感兴趣。1992年,厦门开始发老十家的股票,5块钱买一张认购证,几个月以后可以认购股票,一个身份证可以买5张认购证,我组织了一批同学和我母亲公司的同事去买,还记得,我跟同学打牌到凌晨4点多去排队。认购证本质上就是期权,而且杠杆很大,万一不能行权,也就是浪费一天亏5块钱;如果行权,可以赚1万,当时1万块都可以买间房子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股市和衍生品交易,算是赚了第一桶金。

  中国基金报记者:1996年,你去了美国留学,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邱国鹭:去美国读研,我申请了塔夫茨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后来又申请去罗切斯特大学学习金融学,两个学校我都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经济学和金融学在国内感觉很接近,其实区别很大,经济学是偏原理、偏宏观的,是基础学科,金融学是偏数学、偏定量、偏实践的,是应用学科。

  我本来的计划是攻读金融学博士,在美国,博士学位要先上两年课,再写3年论文,我完成课程、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但论文没写,拿了硕士学位就去上班,投身基金行业了。我父亲对我没读完博士一直耿耿于怀,总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还是有点小遗憾的。

  加盟私募基金5年成合伙人

  价值投资第一课终生难忘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是怎样进入基金行业的?

  邱国鹭:我1999年毕业,正值纳斯达克泡沫的顶峰,美国的就业情况非常好,失业率是几十年的最低点,跟现在有点像。在美国,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先去卖方,券商研究所可能每年要招几百人,买方则很少直接从学校招毕业生,中型基金公司一般一年就招一两个人,只有年份特别好的时候,可以直接去买方,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我是当年科技股泡沫的受益者。

  我去了很多公司面试,最后决定去韦奇资本。这是一家私募机构,管理资产数十亿美元,只有不到100个机构客户,在投资上也不做对冲,而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美国有很多这样专为机构管钱的私募基金。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策略分析师兼定量分析师。做宏观、做策略要求有大局观,从整体看问题;定量则很客观,什么都要用数据、程序去测试,以前所有技术分析的指标,包括移动均线和日本蜡烛图之类的,我基本都用程序测试过,结论是大多数都不准,没法交给程序去用。实际上,股市中有很多是伪经验。正确的做法,你做10次可能对六七次;错误的做法,你做10次可能对三四次。某个人可能只经历了错误中对的那三四次,他就可能会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经验。定量的好处是,能够不断测试,到底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都可以用数据去检验,这养成了我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

  我工作干得也还不错,5年半提拔了3次,从研究员升到总监,再到执行副总裁,最后成为合伙人。投资就是这点好,你做了贡献都看得见。2004年底,我成为公司合伙人,拥有一部分公司股份,公司当时规模是60亿美元。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的第一个老板对你影响很大?

  邱国鹭:韦奇资本的老板非常优秀,27岁就担任美国第四大银行的研究总监。他是公司创始人也是首席投资官,是铁杆的价值投资者,对我投资影响非常大。非常幸运,能够遇到他。

  我刚到公司就给老板当助理,他经常给我出一些题目,教给我很多东西,从投资理念到对市场历史的研究,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书,成长得特别快。

  我加入时,公司业绩已经连续5年落后于市场,公司规模也从30亿美元跌到了20亿美元。我们的客户是机构客户,主要看5~7年的滚动业绩。连续5年业绩落后,公司有很大的压力。面对纳指的疯狂,老板身上那种淡定和独立思考,还有他的坚持,让我终生难忘。当时,大家都在说“这次不同了”,他却坚定地说“这也会过去”。

  2000年3月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泡沫,纳指从5000多点跌到1000点,下跌了80%,第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股票最低跌到几毛钱。

  之后的6年,从2000年到2005年,韦奇资本每年的业绩几乎都是名列前茅。

  这就是我投资的第一课。这段工作经历,对我的启发,对我形成投资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体系,至关重要。你看我现在的抗压能力比较强,因为我老板当时的淡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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