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中国”——又远不止“爱”这么简单。
是爱里带着哀愁，心里憋着劲，眼里含着泪水，满脑子纠结，胸中怀着一团火，又不时发出一声叹息。
是愿意为之奋斗终生，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自己骂她就可以，别人骂就不可以。是在中国想出国，出了国更爱国。是既相信政府又抱怨体制。是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又对现实绝望。
这就是“中国控”，爱恨纠结，欲说还休。100年来，从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抗日军民、民族企业家、反内战的文人、抗美志愿军、红卫兵、劳动模范、自卫反击战战士、改革开放弄潮儿到“中国可以说不”的年轻人，从为国争光的奥运健儿、创业者、下岗工人、农民工、网络公民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国控”为国运而悲喜，与中国人的处境同进退。尽管他们是如此地投入，但结局也许是其余生、后代还要继续与中国的人与事纠结下去。
当别人看到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控”看到意志和美德；当别人赞美中国的进步光鲜，“中国控”看到问题和劣根性。“中国控”对中国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如张海儿所言：“我是如此地热爱她，以至于不得不和她肉搏。”
十大中国控
梁启超、鲁迅、林语堂、柏杨、萨马兰奇、功夫、唐人街、《时代》周刊、汇丰银行、中国人。
他们爱中国，也“恨”中国；它们观察中国，也展示中国。在他们和它们的身上，凝聚着中国所代表的种种复杂意象，流露出他们与中国多年以来纠结不清的情感、行为、思想和性格。
梁启超
理智上疏远本国，感情上维系传统
文/刘谦骏
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25岁的梁启超流亡日本，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它总有办法让一个热血青年走投无路。
维新变法的结局无疑是个悲剧，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悲哀。戊戌六君子被杀当天，菜市口观者如云，北京城万人空巷，大多只是看热闹。国人喜欢围观，这个脾气至今未变。梁启超后来撰文历数中国人的弱点：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而国民性问题也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
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
洋务运动是向西方学经济，维新变法是向西方学政治，新民运动则开始向西方学文化，然而这是最难的。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说，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也许正是这种理智与情感的纠结，让梁启超走向了民族主义。这项人类晚近的发明，通过新民运动和中国发生了联系，并在那个年代弥补了现实价值与历史传统背离的裂缝。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
1905年，由于革命党人行刺欲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清王朝的立宪计划被搁置。身在日本的梁启超闻讯，痛心疾首。他对立宪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走一条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立宪的道路。在后来同革命派的论战中，他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革命将导致“暴民骚动”、“杀人盈野”，而收拾乱局的人一定是独裁者，这必然重新走向专制。后来的历史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他的担心。但他能预见，却无力阻止。英雄往往更无奈。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次年中华民国成立，革命派倡导的共和制终于成为现实。流亡了14年的梁启超回到祖国，他反对为了实现共和而采取暴力手段，但并不反对共和。事实上，很少有人像梁启超那样为了维护共和付出那么大的心血。民国初年，他组成了进步党，模仿美国的两党制与国民党在国会中抗衡；1916年袁世凯称帝，他与蔡锷策划武力倒袁；1917年张勋复辟，他请出段祺瑞誓师讨张。
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他献身于民众的信念终生未渝。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尿毒症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肾切除手术，不幸发生医疗事故，医生将其健肾误切。协和医院是当时最好的西医医院，因为这件事遭到了舆论的攻击。梁启超笃信科学，极力推广西医，他担心此事会影响西医在中国的普及，最终受损的是百姓，所以，反而发表文章替协和辩解。但手术后，他气血大亏，病情也逐渐恶化。1929年1月19日，梁公辞世，春秋五十有六。
鲁迅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文/谭山山
上世纪初的一天，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异国的课堂上看到了让他深受刺激的一张幻灯片：一个中国人绑在中间，将要被处死，围观的是前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也是中国人。这名年轻人由此决定弃医从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此时，他叫周树人，后来，他是鲁迅，除了围观杀头的意象一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终其一生，他都致力于国民性的剖析和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始于1918年那部堪称振聋发聩的小说《狂人日记》。那些麻木的、喝醉似的沉迷于围观杀头的国人们，他们行为的源头在哪里？《狂人日记》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找到答案：“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的主角是“狂人”，所谓“吃人”论被视为谵语尚不足引起国人的恶感；到了1921年鲁迅写《阿Q正传》，由于入木三分的刻画，还在连载时就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慌，自此，批驳鲁迅“丑化”中国、尖刻、恶毒的言论就甚嚣尘上。确实，鲁迅的话，让太多人不舒服：“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记念刘和珍君》)，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做得了人的时代，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瞒和骗”，从来不敢正视，即使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万事闭眼睛，自欺而且欺人；他说中国人不但“不为戒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就连动一只椅子脚都要流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