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呐喊·自序》里鲁迅曾剖白投入文学创作的原因：假如说中国是一间没有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是让他们从昏睡陷入死灭，少点痛苦呢，还是大声呐喊，唤醒几个人起来反抗这个绝境？他选择的是呐喊，因为，希望是不能抹杀的。也因此，他的“呐喊”，就不能不竭尽全力，直插要害。
鲁迅最被诟病的是对传统的“全盘”扬弃，这被称为“偏执”，曾被称为“鲁迅之子”的作家摩罗甚至在新著《中国人站起来》中说，鲁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起到过误导的作用，对中国后来的发展种下了带毒的种子。鲁迅是说过“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仙丹，全部踏倒他”，但请不要忘记，他说这些话时的语境：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老祖宗那一套已经证明行不通，社会亟需变革，思想需要革新，不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态度，如何能触动昏睡已久的国民？而且也请不要忘记，鲁迅的旧学底子是十分深厚的，在东京的时候，他和弟弟周作人一起在章太炎门下学《说文解字》。鲁迅何尝不能做过着闲适生活的士大夫，就像他弟弟周作人那样？但他选择做那个不讨好的批判者，正说明他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拳拳之心。
而他本人是时时警醒于国民劣根性的。1927年，来中国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等给鲁迅写信，称拟提名鲁迅角逐诺贝尔文学奖。鲁迅的答复是，“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就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林语堂
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
文/比恩
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林语堂不无得意地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但林语堂的这种自得，恰恰也正是身处中西文化激烈冲突时代的他的全部内心纠结所在。
在甲午海战中国战败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份里，林语堂出生在闽南的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这个从小就“被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教育。这个奇特的身世使他对西方价值的认同甚至“爱慕”，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来得真诚而强烈。所以，他从德国莱比锡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投入新文化浪潮时，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爽爽快快谈欧化”。
但是，和他的同一辈文人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相比，林语堂未必是“谈欧化”的最佳人选，他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也的确称不上成绩斐然，但就向西方介绍中国进而成功地塑造了西方人的“中国想像”这一点而言，他们三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林语堂。
1935年7月，在庐山避暑的林语堂应他的美国朋友赛珍珠之约，也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开始用漂亮的英文撰写后来为他在英语世界爆得大名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语堂出人意料但却坚定不移地扮演了一个中国文化超级粉丝的角色——这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冲突。他不仅用包括《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三十多部英文作品，向西方世界普及中国文化，他甚至著文煞有介事地论证“长衫优于西装”。基于这种粉丝心态，林语堂轻易地掠过了中国旧文化中那些人所共知的腐朽、堕落的丑恶现象，即使看见，也会很自然地对它们浪漫地美化一番。
以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出名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有一个说法，可以用来解释林语堂身上的这一矛盾，他说：“每个人对历史都有一种情感上的义务，对价值有一种理智上的义务，并且每个人都力求使这两种义务相一致。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一个大家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他们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然而，在19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心灵中被撕裂。”
林语堂毫无疑问也遭遇了这种撕裂，他为此深感矛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在《八十自叙》一文中深感自得的恰恰因为自己是“一捆矛盾”，而化解这一冲突的的最好办法就是：当面对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凭着“理智上的义务”盛赞西方的好，当他面对西方世界时，他又会出于对中国传统“情感上的义务”为他们奉上对于中国最美的赞颂。为此，世人揶揄他“对中国人讲西洋文化，对西洋人讲中国文化”，但林语堂却当仁不让地予以笑纳。
1940年，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的纽约艾迈拉大学(Elmira College)的校长对林语堂曾作如下恭维：“你的英文极其美妙，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钦佩又深感惭愧。”而比这更让人开心的赞美据说来自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他在1989年出访东南亚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读林语堂的书。他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个美国人都仍然有用。”可惜的是，这个赞美，1976年去世的林语堂已经听不到了。
柏杨
我们的丑陋，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陋
文/丁晓洁
1984年，柏杨对前来庆贺生日的朋友说：“我活了65岁，全是艰难的岁月！”半年多后，他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为期3个月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在那里做了一场演讲，第一次向世界提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的观点。他这般解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不仅仅我个人艰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柏杨在这场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过滤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并且一一道破中国人的劣根性：“脏、乱、吵”、“不能团结、窝里斗”、“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之所以选择在美国演讲，并非柏杨的初衷，大陆和台湾都没能给他合适的土壤，刚听到他要演讲的题目，就把他拒之门外：“我们不丑陋，你不要在此地乱讲。”当时中国人这种激烈的自我批评实在罕见，据说在美国的演讲结束后，柏杨没有得到任何掌声，听众都是安静散去。不久后演讲稿经过录音整理，先后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柏杨因此闻名，因此备受争议，而“中国人”三个字，也成为他一生中谈论得最多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