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５日电  每个人都有童年。每一个童年，都印刻着时代烙印，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

    每个孩子都有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折射着时代光辉，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人类理想的境界。

    ５０年前，联合国发表《儿童权利宣言》，各国领导人许下诺言：为了孩子，让世界更加美好……

    ５０年后，世界已是天翻地覆。那在孩子的眼中，世界又是如何的改变？让我们翻阅这部袖珍“世界史”，回顾我们共同的历史，共有的世界……

    １９５９－１９６９：告别“白色童年”

    １９５９年一个秋日的午后，喀麦隆雅温得的郊区。１３岁的喀麦隆小姑娘拉谢尔·琼吉在河边抓螃蟹。她的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问题：这条河叫什么名字？

    她可以准确地在法国地图上画出塞纳河、罗纳河、卢瓦尔河，因为地理老师很严厉，画不出来会受惩罚。“可是，老师为什么不教我们这条河叫什么呢？”

    小琼吉的父亲是一名医生，家境较好，可以就读坐落在市中心湖边的教会学校。那里是雅温得风景最美的地方，也是高墙林立的殖民者的居住区。

    教会学校的老师都是法国人，语文、历史、地理、音乐教的全是法国内容，连高中毕业试卷都运到法国批阅。每个学生必须学唱《马赛曲》，还有很多法国老歌，有“巴黎多么美丽”、“我愿为法国献身”之类的歌词。

    “可以说，我的童年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殖民时代黑人小孩的‘白色童年’。”

    不过，在５０年代后期，情况开始变化。有一段时间，雅温得街头经常出现尸体，没人敢收尸，还出现很大的耗子，猫见了都怕。父亲告诉琼吉，那是反抗殖民统治的活动分子被殖民者暗杀了。

    小琼吉不知道，不只喀麦隆，当时整个非洲都在沸腾，民族独立解放浪潮从亚洲汹涌而来，席卷北非，并迅速蔓延至撒哈拉以南地区。１９５６年，突尼斯、摩洛哥、苏丹独立；１９５７年，加纳独立；１９５８年，几内亚独立……

    琼吉永远也忘不了１９６０年１月１日，喀麦隆独立的那一天。

    “那天特别热，太阳特别亮。我早早起床，穿上最漂亮的白裙子。整个雅温得疯了一样，所有人都在街上唱啊，跳啊。我是女校歌唱队的，在游行队伍里一遍遍领唱喀麦隆国歌，所有人都跟着唱。以前每年７月１４日都庆祝法国国庆，唱了那么多年的《马赛曲》，现在终于唱我们自己的国歌了。所有人都那么开心，无穷无尽的开心。我这辈子，再没有哪一天，整个雅温得如此欢乐。”

    后来，学校老师全换成喀麦隆人，课本内容也换成喀麦隆历史和地理，政府官员全都换成了喀麦隆人。小琼吉也知道了那条河有个美丽的名字——尼永。

    １９６０年，先后有１７个非洲国家宣布独立，那一年被称为“非洲年”。

    １９６３年５月，３１个非洲国家领导人齐聚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盛况空前的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确定５月２５日为“非洲解放日”。

    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相连。琼吉，这个从７岁就梦想成为歌手的女孩，在喀麦隆独立后不久，正式开始了歌唱生涯，很快又开办了个人演唱会。后来，她成为喀麦隆７０年代最红的歌手、喀麦隆现代音乐先驱之一。

    １９６９－１９７９：我的３次迁徙

    １９６５年，韩国南部小城马山。５岁的赵璟姬很不开心，因为“父亲不要我了”。

    当时，父亲好不容易找了份在皮革加工厂的工作。不料，厂子因事业发展，要从马山迁至釜山。结果，父亲带着母亲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妹妹随之迁徙，却留下她一个人与奶奶相依为命。

    “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像个孤儿。”她甚至萌生长大后开办一家孤儿院的想法，用爱心照顾没有父母的孩子。

    其实，父亲是迫不得已，因为他的收入无法负担那么多人在釜山的生活。当时，韩国经济十分窘迫，以出口导向、贸易立国为基础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刚刚推行，一切百废待兴。

    １９６８年，父亲所在的企业又一次因事业发展，从釜山迁至中部城市大田。“这次，我终于和父母、弟妹团聚了。”可是，父亲总是加班，连星期天都要干活，“仿佛一个‘隐身人’，每天我们还没起床，他就上班了，深更半夜才回家”。

    那时，韩国的生活水平仍普遍较低。“上世纪７０年代初，韩国大米产量不足，政府鼓励大家‘混食’：吃大米和麦子、豆类等杂粮混合做成的米饭。同学们中午带到学校的菜大多是泡菜，如果谁带了一个煎鸡蛋，会引来无数羡慕的目光。学校有时会把用美国援助的奶粉和玉米面做的面包奖励给‘好孩子’，这同样令人羡慕。”

    到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经历４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后，韩国经济以平均１０％左右的年增长率飞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以类似的经济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它们并称“亚洲四小龙”，成为那个时代最靓丽的一道风景。

    此时，赵璟姬父亲所在的企业在出口界已小有名气，父亲也进入管理层，全家再也不必为生计发愁了。于是，父亲又一次想到迁徙，目标——首都。

    这次不是因为工作，而是子女的教育。“在当时，大多数韩国人希望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尔和大田的教育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于是，１９７６年，母亲带着我们４个孩子来到首尔，父亲则留守大田。”

    “我非常幸运，由于国家经济起飞，我家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我可以继续学业。否则，受韩国传统思想影响，作为一个女孩，很可能高中毕业后，就结婚、生子，成为家庭主妇。”

    韩国的经济起飞，使一大批像赵璟姬这样的韩国女性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赵璟姬上了大学，最终获得高丽大学博士学位，如今在韩国最大的网络大学——韩国开放网络大学任教授。

    １９７９－１９８９：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

    １９７８年，河南驻马店发生了一件轰动全镇的大事：镇上要来一个新西兰人。

    镇里费了好大劲找来两束鲜花，要在镇上最好的第十小学选一男一女两名学生做献花代表，年仅１１岁的施一公拼命争取，却未能如愿。

    “我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是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国家叫新西兰。当天，镇杂技团为外国友人举行专场演出，近千名师生陪坐。其实，那个新西兰人只是一名普通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