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的家乡并非驻马店。两岁时，他随父母下放到河南中部农村。“郑州距离驻马店只有２００多公里，但大卡车开了１０多个小时，夜里才到。村里没电，村民点着煤油灯帮着卸货。我们搬进一间牛棚，牛刚刚被赶走。在那里，我住了３年。”

    以为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施一公没有想到，新西兰游客的到来已预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临近：就在那一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中美两国发表建交公报；两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一个月后，邓小平访美，在休斯敦西蒙顿小镇竞技场，欣然接受策马飞奔的女骑手隔着护栏递来的一顶牛仔帽。

    １９７７年，中断１１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小镇上的学习氛围突然变浓，图书馆里总是挤满人，很多人带着馒头、干粮，一呆就是一天。“我清楚地记得，表哥在带我去看电影的路上，给我讲什么叫加速度。”

    施一公的５个哥哥姐姐先后参加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２年高考，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他也憋足劲要争口气。“可惜，后来我被保送清华大学，没有参加高考。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小小遗憾，因为高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

    清华毕业后，施一公走出国门，成为成千上万留学大军中的一员。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走上富裕之路。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８０年代，那就是‘激动人心’。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但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中国在３０年里取得的进步，是人类历史上其他任何国家没有经历过的。中国历史上，我最敬仰的人就是邓小平。”

    ２００６年，施一公放弃普林斯顿大学蒸蒸日上的事业，回到母校，成为“海龟”潮中的风云人物。２００９年９月，清华大学成立生命科学学院，他担任院长。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孩子，苏联没有了”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莫斯科西北１２０公里的农村。姥姥把１０岁的尼古拉叫到跟前：“孩子，苏联没有了”，语气激动，又有些哀伤。

    没有人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即便两年前的冬天，东欧发生剧变。短短数月，６个东欧国家政府发生更迭，象征冷战的“柏林墙”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一年被称为“东欧年”。两年后，苏联解体了。

    “第二天，到了学校后，同学们都在谈论苏联解体的事情。小孩子们还说不清楚，苏联解体意味着什么，但都觉得这是件大事。老师们害怕说错话，只对我们说，‘苏联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对这件事情进行评论。

    在大人们的聊天中我听到，有些人因对凭票购物、购物需要排队不满，因此对戈尔巴乔夫下台感到高兴，但同时也对叶利钦信心不足，觉得前途未卜。”

    那时，尼古拉对很多事情还无法弄清，但在他的印象中，整个国家被弄得乱七八糟，“苏联解体前，我们手里有钱，但经常买不到东西；苏联解体后，我们能买到东西，但手里没钱。”

    苏联解体前，尼古拉住的村子有一个小商店，但除了鱼罐头外，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常常与姥姥乘火车到莫斯科买牛奶、肉、茶叶、火柴、洗衣粉、酵母粉和砂糖。

    “那时买东西不仅凭票，还得排长队，短则几十分钟，长则几个小时。如果是紧俏商品，得前一天晚上就排队，总有人加塞儿，吵架声不断，大打出手的事儿也常有。当时姥姥靠养老金生活，大概相当于现在５０－６０美元，不算少，只是有钱买不到东西。

    苏联解体后，我和姥姥再也不到莫斯科买东西了，因为没钱。我们通常买来面粉自己烤面包，在自留地种土豆和蔬菜，还养猪、养羊解决吃肉问题。姥姥的家务负担一下子重了很多，我放学后便帮她做事，喂猪、放羊、割草等农活，我都干过。”

    苏联解体，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俄罗斯总理普京曾说过，苏联的成败得失，由后人评说。而如今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当教师的尼古拉则认为，苏联解体后，人民生活中面临的问题一点也没有减少。只是到了前几年，俄罗斯的经济因油价走高而迅速增长，老百姓的日子才好过了许多。

    出生在莫斯科的尼古拉有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血统。上小学时，同学们不说自己是哪个民族的人，都骄傲地说“我是苏联人”。他记得上世纪８０年代有一首流行歌《我们在苏联出生》。“我已经记不得歌词了，但我非常喜欢它的歌名。每当提及它，我就会记起童年时，不同民族的伙伴们在苏联的光环下一起玩耍。”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世界变小了

    ２００７年秋，天津一中的操场上，一群中学生在军训。队列中，一个褐色眼睛女孩格外引人注目。和别的孩子一样，她身着军装，走正步，站军姿，扯着嗓子喊“一二一”，大汗淋漓。

    操练结束后，饥肠辘辘的她冲进食堂，扑向平时并不怎么待见的馒头和面条，和同学们一起“争抢”大家都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她和４０个女生同住一间大宿舍，每天一起出操、一起洗澡。中秋之夜，军营里举行联欢会，她一边吃月饼，一边对着卡拉ＯＫ高唱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