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今年1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里面明确10条贷款的指导意见，比如支持并购贷款，支持政府的非生产性项目的搭桥贷款，支持农业企业等等。

从大的方向说，现在要转向支持那些有内部市场的内需型企业。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农村，银行要更多关注农村市场，支持那些开拓农村市场的企业。我认为，未来几年，农村蕴含了很大的机会。

此外，以前银行过多的“垒大户”，过多追求大企业，这样风险很高。我们必须从过度支持大企业，转向更多支持中小企业，这也是国务院的文件要求。监管部门有一个要求，对小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不能低于平均增长幅度，对农村贷款增长也不能低于平均值。

在经济上行过程中，很多企业即使存在经营问题也能生存下来，现在进入了下行周期，一些“边际”企业就应该死掉，银行不能为这部分企业提供支持。市场的优胜劣汰也要通过银行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今年银行的坏账风险也很大？

杨再平：银行不是去填实体经济的窟窿的。

银行业对经济的支持，从总量上已经超出预期了，现在就是要有选择性地支持。归根到底，增加信贷满足的贷款需求，一定是有效的贷款需求。从微观上说，银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去发现、搜寻、创造有效贷款需求。所谓有效贷款需求，就是通过支持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还本付息，通过企业实体经济的经营创造现金流。银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泥沙俱下。

现在这种超预期的状况，反映了银行选择性、区别性不够。银行有选择了，就能够推动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实现优胜劣汰。这里研究的问题就多了。

所以今年银行必须对一个个项目做好审查，做到严格的贷前、贷中、贷后的把关，所有贷款满足的都是有效需求，这样才能对经济起到有质量的推动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很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政府已经是大股东。目前市场依旧担心，这是否会因为救市而牺牲银行的商业利益，形成更多的坏账？

杨再平：银行业要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地方。地方政府开会总会把银行叫去，虽然管不了银行，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施加影响。加上整个经济气候和政策倾向是这样，就会产生行政影响。

政治压力与银行商业利益存在矛盾，这时候就更需要遵循谨慎和稳健的原则。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本身是高度统一的，把钱不恰当地贷给不合适的人和企业，既害了银行自己，也害了贷款人，大家都受损失。如果投到没有效率的部门，就会阻碍社会发展。

银行的审慎，会对实体经济形成约束，会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有效运转的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分析者认为，银行业是周期性行业，现在逆周期运行，加大贷款，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吗？

杨再平：理想地看，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都应该是逆周期的，以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效果。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银行总是容易在经济好的时候放款不谨慎。比如去年8月份之前，原材料还在上涨，很多企业依旧囤积大量原材料，如果银行也是这样判断，去贷款支持这种行为，很显然会形成不良资产。

所以在经济的上行期，银行更要谨慎，在下行期，银行要把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统一起来，支持那些应该支持的企业，而不是收拾烂摊子、填补窟窿。银行要与客户共度时艰，去搜寻、发现、创造有效需求。伟大的银行家总是能够在逆周期的时候找到一个新时代的经济增长点，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国际大银行都需要政府救助，而目前中国银行业还能够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实体经济。

杨再平：在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所受到的伤害还是比较小的，这主要得益于2000年后，银行业进行了背水一战的改革。

我们这几年处于经济的上行期，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强大了，我们也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增长的上行周期，用我们积累起来的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为银行补充资本金，提高拨备，对国有大银行进行资本充足，引进境内外的战略投资者，以此隔断政府与银行千丝万缕的财政关系。过去银行搞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要去行使财政职能，出了问题，要财政补贴。以前贷款支持的企业，政策性破产，资金收不回来，但银行还要运转。境外投资者进来后，就不会使银行继续行使财政职能，国家也没有理由进行财政救助，尤其是无休止、无限制、无条件的财政救助。

我们有了足够的财力，又拿出了正确的决策。2003年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拨备覆盖也很低。国际标准超过5%就非常危险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不良率达到5%，剩下就没多少资本了。

所幸的是这几年我们抓住机遇，银行的结构经治理开始逐步向规范化过渡。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完了，把银行弄干净了，风险降下来了，金融危机也就来了。另外我们没有过度卷入资本市场，基本上从事的是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比较少，受到的损失就比较小。
刚好去年又是我国银行最赚钱的时期，工商银行又是最赚钱的银行，连续几年的增长率都很快。

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一年中，国际金融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地位？

杨再平：不能说我们的银行是最好的银行，也不能说美国的银行出了事就是不好的银行。

别人的车上了高速公路，开得确实太快了，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事，我们则还没开上那个高速路，因此就不能说我们的“车”比别人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

另外，我们这几年的监管水平在逐渐提高。2003年银监会成立，很多监管措施做到前面，银行限期做到资本达标，要求准确分类、做实利润、充分达标。2005年，我们就出台了对市场风险的监管指引，2006年后更是严禁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和楼市。2007年在股市最好的时候处罚了8家机构，没有手软。当时很多机构都不理解，现在看，没有强力的监管政策，后果不堪设想。

这几年，中国银行业可以说是有大惊无大险。但是我们银行在体制上还是有很大问题，仍旧存在国家行政干预、管理层官僚化的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金融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以往很多本来已经形成的共识又需要重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