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认为，当周围有许多其他中国同龄人时，要让孩子们融合起来更加困难。“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在学校的中国学生，我不得不适应和融入。人类的天性是倾向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和共享的‘族群’ 。现在由于微信和其他在线联系，使这些青少年更容易没有精力来从事与陌生人和异国文化之间更难得的互动。许多美国学校高度依赖中国学生的财务收入，我认为它们应该倾听（学生的需要），创造性地制定策略，并提供更多互动的机会。”

　　我很好奇，这部片子里面没有强烈的戏剧性“冲突”或角色转折，是不是为了刻意避免过度煽动情绪的情节？两位主角似乎没有和父母起正面的冲突，只有一笔带过朱心怡曾经和父亲有些不谅解。这莫非是为了顺应中国的“国情”（家丑不外扬）？

　　王淼认为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她更倾向于低调的感受力，想要表达生活中更加细微的方面，而不是明显的煽情。“尽管我觉得有必要让观众至少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仍然希望尊重并保持朱心怡家里情况的一些私密性。另外处理喜怒无常的青少年也是一个挑战，他们经常是不可预测，并不总是靠谱。”

　　王淼在2011年到福莱伯学院展映她的前一部作品《北京出租车》，从而产生了对于这个学校高比例的中国学生现象（占160名国际学生中至少三分之一）感到好奇。但是我觉得选择这个学校在另一个层次上很有意思，因为它是男女兼收。片子中也谈到了中国父母在国内对于学龄子女与异性交往的禁止与限制。我问王淼中国父母在选择寄宿学校时，是否仍然偏向于纯男子或纯女子学校？

　　王淼认为理论上有些父母会这样认为，但是她并不常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除了教会学校之外，美国的纯男生或纯女生学校比以前少了。她发现更多的家长喜欢把孩子送到像缅因州这样的偏远地区，因为他们的孩子在那里浪费时间的风险较小。

　　《寻岸》的原创配乐带有一种刻意不着调、疏离感的味道。《寻岸》是王淼继《北京出租车》之后计划的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主旨都是关注当代中国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进而引起中美关系间的相互理解。”《北京出租车》和《寻岸》分别素描了变革中国社会中的两个“阶级”。

　　我问王淼她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将聚焦哪个群体，她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有比美国更尖锐的“阶级”区分吗？

　　“是的，我非常想通过这两部电影看看这两个不同的阶层。我觉得差距很大。城乡之间还有更大的差距。目前我认为第三部电影将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但这可能会根据我发现的人物而改变。它也可以是不同类别的组合。第三部电影是从爱与性的变化看中国。我希望这个故事的一个角色来自30岁以上的人，另一个来自90后或零零后，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如此不同。如果有人阅读这篇访稿后有兴趣分享他们的故事，希望他们与我联系。”

　　这部片子谈到多次美国的教育着重个人个性的发展，还有独立性思考，包括即使在缅因学校教师和中国学生讨论对于学生运动报导，何俊儒也认为西方的报道也不完全公正，王淼说：“他自己选择研究这个话题的意愿，是他独立思考的标志。我认为他对中国和美国媒体都提出质疑，这是非常尖锐深刻的。他质疑双方的公平性。我确实认为这反映了他个人思维的发展。”

　　事实上，《寻岸》里的人物不断地对比中美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快乐幸福的看法不同，在中国成功的人就是会赚钱，中国人只有在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才会感到快乐。” . . . . “外国人觉得中国人很奇怪，整天念书。” . . . . “美国体制很先进，但越近看越丑陋，美国没有想象中的幸福快乐。” . . . . 这个无时不刻必须玩弄的大众版“比较文化学,” 显示了我们在跨文化的认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焦虑和“寻岸”。

　　我想，很多中国的观众，特别是家里有学龄子女的父母，可能对《寻岸》的艺术观点不太在意，他们更关切空降美国对于孩子实际的影响。我替他们问了导演的看法：“如果有人问你几岁时送小孩儿到美国念书最为恰当，你的回答是？”

　　“我有几个中国观众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黑白的答案。我认为这取决于学生的个性，以及学生可以从他们的父母、老师或同侪那里得到的支持。我在中国学习直到 12岁，然后在美国从高中读到研究所，我非常感谢这两个系统的某些部分。我觉得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培养一种中国体系擅长的纪律训练和记忆训练，但是到了某个年龄段这会变得令人窒息，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太容易顺应标准化的孩子而言。也许在高中后期，应允许学生开始自己思考 -- 这是美国教育倡导的。我认为对于那些思想更开放、并愿意潜入新体验的人来说，16-18岁的范围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