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显均没想到，转机在两三个月后出现。那天下大雨，他在附近镇上修高速公路，上午10点接到医院电话，“你是不是眼角膜要换，现在马上到医院来。”他借了朋友的车，开回家一个多小时，收拾东西，接上妻子，开始往重庆市区开，因为大雨，排队上高速公路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到重庆已是下午五六点。到医院不出一个小时，他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那是他平生第一个手术，免不了害怕。“以前看父亲做骨头的手术，医生带着工具箱叮叮当当，跟修车师傅一样。”

　　他躺在手术台上，背上冒汗，亮光照下来，他那时视力已经越来越差，只觉得有个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护士剪掉了他的睫毛，在眼皮和眼袋位置各打了一针麻醉药。好的那只眼睛拿布盖上，“想睁开看，但又害怕。”

　　手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无影灯刚一灭，陈显均已能看见，又养了几天，回到家，妻子远远地在门口比划数字，他终于又能看清了。

　　出院时，陈显均跟医生打听：捐献者是男是女？多大了？“虽然不能知道他叫什么，但心里有个感激的方向，不是完全凭空想象。”他万万没想到捐献者是外国人，一年后才从红十字会那里听说。叔父跟他开玩笑，“外国人的眼角膜，看我们还认不认识哦。”朋友们也逗他，“你现在不得了了，中西合璧。”

　　现在，陈显均吃饭时总是离桌子远些，火锅下菜时就侧过身。做完手术后，他需要服用一种药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购药受到影响，没按医嘱用药，眼睛里又出现了白点，但已比以前好了许多。他决定放弃开车，在表哥承包的地上除草、犁地、做监工，夏天太阳毒，他戴上眼镜保护眼睛。

　　十几岁时，他就爱车。他骑摩托车到处跑，声音轰鸣，从老家出来，整个村都知道。有一次驮着媳妇摔到田里，他急急忙忙去扶车，没管人，老婆说他喜欢车比喜欢她多。到了需要赚钱的年纪，他去开大车，“看着更威风”。他原先梦想当职业车手，现在这个愿望被平移到儿子身上。

　　重庆雾蒙蒙的一天，陈显均开着自家小车从大足穿城而过，车里放的是Beyond的唱片，他想起同样热爱音乐的菲利普。“有的老人家迷信，说把眼角膜给你，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他握着方向盘说，“但愿它能跟着我把这一生走好。”

　　另一只眼

　　重庆奉节县甲高镇九洞村藏在曲折的山里，提到换眼角膜，村民传说换的是狗的眼睛，“哪有真实的人的眼睛换给你嘛，谁相信。”

　　谭道必的家在山脚，与高山隔着几块田，洋芋、红薯、苞谷种在坡上。她1966年生，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生在中间，一天书都没读过，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也讲不来普通话。

　　六七岁在山上放羊，羊啃了庄稼，她要挨打。她没出过远门，没见过世面，唯一的爱好是绣东西、做鞋子，能做枕头和背娃娃的包裙。21岁，她带着自己做的十几双鞋嫁了人，“婆家穷得连个板凳都没有”。丈夫很早就外出打工了，挣来了两层的房子，养活三个孩子。他今年58岁，跑得远，修高铁，修了十几年，“他说打到60岁就不干了，工地上年轻人嫌弃老人。”

　　27年前，二女儿两岁的时候，谭道必的眼睛开始有点“污”，到后来穿针也不行了。婆婆说她“眼睛那么大一双，怎么会看不到”。

　　老房子改成了猪圈，有两个台阶。她养了两头猪，一天喂三顿，一次喂食，看不清台阶，猪食“哗”地一下泼了一地，她身上也是。做饭切菜刷锅，她经常将手割得血长流。挖红薯的时节，她先用一只手摸到，另一只手刨，“大的摸起来，小的根本摸不到”。种菜弄了一身泥巴也不晓得，“看不到镜子，照进去，一点影都没有。”

　　她起初能看电视，只是“男娃女娃”分不清，后来只能看到屏幕的一点亮光。她扫地，刚把扫把放下，回头就找不到了，只能蹲在地上摸，老公说她找得到这样、找不到那样，不如干脆把做饭的刀、洗锅的刷子都背在身上。

　　后来是频繁地摔跤，一次种苞谷，她从坎上摔下来，“晕死了”，爬起来又摔了，“嘴巴流血，手也抬不起来”。女儿来接她，她迎出去，女儿故意没叫她，走到她面前，“我都没认到是我女儿”。还一次，她去女儿家，找错门口，走到别人屋里了。

　　自己做不了鞋之后，“娃娃给买了多么好的鞋子”，她一下就踩到水坑里。一位亲人深夜去世，她赶过去，别人说她像从泥巴里滚过去的。她尽量不去吃酒席，“前面是什么菜不晓得，我从来不拣菜，别人给我就吃点。”

　　村里有人说她“懦弱”，是“没得用的人”，“你带起三个娃娃，眼睛也看不到，老公又出去打工，他是看不起你嘛，自己一家人都看不起呢。”她说自己“像个呆呆一样”。

　　二女儿14岁就出去打工了，如今在广州和人合伙开美甲店，今年专门给母亲文了眉。大女儿在深圳，最初在厂里裁裤管，手都变形了，灰尘又重，现在进了一家电子配件厂。小儿子17岁时生了一场病，还要视力不佳的母亲照顾，病好了，也出去打工了。村里二十几户人家只剩十几口人，房子修得好，人都不在了。

　　多数日子，这个视力不好的女人都是孤单的，她看不了电视，村里也没有几个人能说得上话，她无法出远门，唯一的消遣是沿着公路往前走，路边开着野花，冬天也有，她欢喜看到它们模糊的影子。“怎么生存吗，哭啊，谁来照顾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哪个撑起这个家。”谭道必说，“没了一双眼睛，跟死了没得区别。”

　　小儿子还在地上爬的时候，谭道必第一次去县里看眼睛，医生说：“这种情况见都没见过，怎么治？”

　　等到她小儿子到镇上读中学，镇上的大夫说能治好她的眼睛，开了100服中药。她喝了，不见效果，去找了五六次，要继续开药，最后大夫都生气了——一般病人见没效果就不来了，她怎么还来？

　　2005年，谭道必的父亲听说重庆万州一家医院不错，哥哥带她去了，医生说“你这个必须换角膜”。一打听费用，20万元，她家建房子才花了3万元，哪里有这么多钱。

　　又过了两年，谭道必的公公去世，丈夫回家了，带她去重庆看病。“重庆的医院，被我们农村吹得，能把你的头换了。”谭道必的儿子陈忠来说，他们去了西南医院，“就相当于我们国家的清华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