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参加过一些演出。演唱的一首歌叫《感受生命》，舞台上出现菲利普的虚拟影像，表演看起来像是6个人完成的。完全没有英文基础的5个人还唱了英文歌《You Are My Sunshine(你是我的阳光)》，靠汉语谐音记词。

　　菲利普的父母在悉尼看过演出直播。5个人也看到，他们家里摆满了菲利普的照片，因为听不懂英文，他们并不知道彼得说了什么。几周后，陈显均等在电视旁看演出，“看他爸妈到底说的什么”，节目配上了字幕。莫丽一遍一遍看着回放，大声念出翻译。

　　米智慧很少见到“这么阳光的受体”，许多人接受了器官，但不愿张扬。她是重庆市第一位参与器官捐献的专职协调员，已经做了9年，参与了近500例。

　　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说得直接点，人家都要走了，你还把‘零件’取走，在中国很忌讳。”起初，她接触20例，只能做成1例。4年前，12例中能成功1例。

　　她总结出一些经验：出事的前两天不要去找家属，3天之后，家人会被拖得疲惫，进重症监护室一天动辄上万元，很多家庭支撑不了。他们下乡做推广，在每个有呼吸机的重症监护室外留下电话。

　　“我跟家属说，器官捐献跟正常人生病做手术一样，一个切口，之后会恢复遗容。能救活一个人，就是救活一个家庭，像他还活着一样。”

　　“捐献眼角膜，你看那些盲孩多可怜，对捐献者来说只是一层薄薄的角膜，一点影响都没有，但受捐助的人能带着你亲人看他没看见过的世界。”

　　“器官这么珍贵的东西，比黄金还珍贵，对要走的人来说，烧了是一把灰，埋了是一把土，人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上天给你做好事的机会，有人想做都没有这个缘分。”

　　很多时候劝说是有效的，但家属也会临时反悔。一次，受捐者已经得到通知，供体在推往手术室，家属突然叫停：“我昨晚接了一晚上电话，要是捐了，七大姑八大姨每人一口唾沫都把我淹死。”

　　米智慧有时需要去村里参加葬礼，代表机构发言：“捐献者是好人，捐献是无偿的，救活了多少人，你们村是好人村，他在天上看着你们，保佑你们平平安安。”这样，能减轻捐献者家属的压力。

　　重庆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周学跃说，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捐献，在当地志愿登记的人里，30岁以下占65%，30-45岁占24%。实际捐献者中，大部分是意外死亡的，外卖员出车祸和年轻人突发脑血管疾病致死的情形越来越多。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唯一合法来源。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发展10年里，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了251万人，完成捐献的有3万多人，他们捐献的器官挽救了9万个生命。“但每年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大部分在等待中去世。”周学跃说，供需悬殊。

　　“一个人的乐队”第一次演出后，回到重庆，5个人提出要到菲利普的“墓地”看看，所有人都憋着眼泪。

　　彼得很想要一件乐队的演出服，而且虽然知道语言和距离是障碍，很想面对面拥抱5个人。他对记者说：“当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菲利普，这五位是家人的一部分。”

　　“明年5月，就是菲利普离开3周年了，我们仍然不能走出伤痛。”彼得流着眼泪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他家门前种着3棵树，象征着3个孩子，属于菲利普的那一棵仍然茁壮生长。他们为纪念菲利普又种下一棵，“我们用眼泪浇灌它”。

　　菲利普的骨灰一部分放在家中，十字架下，竖着“P.A汉考克之灵位”的木牌，旁边放着彼得买的小房子，房子的门始终敞开。另一部分骨灰埋在悉尼城边最悠久的墓地，周围有瀑布和棕榈树，墓碑上写着“He lived his short life to the fullest(他把短暂的生命活得淋漓尽致)”。

　　在重庆市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人们为这位澳大利亚公民立了一块纪念石，上面嵌着他和大熊猫的合影，旁边还立了一把金属吉他。“他的生命在5位中国人的身上得到了延续。”石刻铭文上说。

　　那里有同样的宁静，绿草茵茵，一棵大树静默伫立，那是一棵大叶榕和银杏的合体。纪念园工作人员说，银杏即将枯萎之际，大叶榕环绕它长出，银杏于是延续了生命。(记者 杨杰 田文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