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化来华外国人社会治安冲突的因素。有一系列因素已经或可能提高来华外国人造成社会治安冲突的风险：首要的因素是相当一部分来华外国人属于没有稳定工作的跨国流民。无一技之长亦无资本者自不待言，就是来华小商人，其经营波动性也非常大，丧失资本、沦为跨国流民的概率较高。而由于中国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占有突出优势，相当一部分资本不多的外国人、特别是某些发展中国家国民看中了这个所需资本不多的行业。为此，他们甚至往往采用欺诈性手段骗取中国企业机构的邀请函，获得商务签证来到中国后就撕掉自己的身份证件，令中国警方无法遣返他们，无限期地居留中国采办货物，通过国际邮递等渠道发给母国亲友，在母国国内市场销售。丧失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最具有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流民与知识分子在政治领袖领导下结成的联盟是推动中国三千年来社会王朝变更的主要力量，知识分子赋予流民的自发运动以理论、目标、理想、策略，政治领袖则把他们动员和组织起来。因此，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最不算数的阶层，在一定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可怕政治力量。即使在没有改朝换代的平时，流民中不少人也往往加入黑社会，或是窃贼、盗匪等其他非政治性反社会势力，对社会治安形成重大威胁，同时又成为政治反对力量筹划非常之变时可资利用的后备力量。

其次，经过数次来华外国人公然对抗中国法律、围攻中国执法机关却没有遭到相应严厉惩处的事件，某些来华外国人很可能已经从中获得负面激励，企图将领头闹事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某些国内居民也很可能会不分青红皂白或明或暗地支持特定来华外国人群体闹事。这一潜在风险不可低估，尤以穆斯林群体为甚。中国穆斯林群体相当广泛陷入的误区是以狭隘的宗教认同压倒法律、道德和国家外交战略，国内的汉回居民之间本来鸡毛蒜皮的小摩擦动辄引起临近地区乃至外省回民不分青红皂白的“声援”，乃至参与武斗，以至于升级激化不可收拾；在国外发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争时，国内也不乏穆斯林极端分子积极声援国外争端中的穆斯林一方，更准确地说是极端派别穆斯林一方。无论是“9·11”事件，还是法国、比利时等国穆斯林头巾之争，以及2010年初瑞士全民公决禁止继续修建清真寺宣礼塔之争，莫不如此。即使是1998年印尼暴力排华事件这样震动世界的野蛮行为，受害者又是与我国国民血脉相连的华人，国内某些伊斯兰教网站也公然否认存在这起野蛮事件，声称血淋淋的印尼排华事件照片是汉人伪造的黄色照片。在这些国内伊斯兰教网站上，某些言行已经达到了公然挑战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认同的地步。国内未来倘若发生外国穆斯林与中国居民冲突事件，国内穆斯林极端分子完全有可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积极支持违法犯罪的在华外国穆斯林。

国际经贸中的经济利益将进一步激励国内穆斯林极端分子的上述道德风险。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些从事宗教学习的青年满拉、学有所成的阿訇转向阿拉伯语培训或者阿拉伯语翻译行业，使得阿语翻译成为流动穆斯林人口中文化程度较高、收入相对丰厚的一个群体。如在浙江义乌，由于该地吸引了大批来自中东、北非、中亚各地的穆斯林商人，越来越多通晓阿拉伯语，宗教信仰、饮食禁忌与国外穆斯林相同的中国穆斯林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或自己开办公司从事商贸活动，或从事翻译、文秘、餐饮等服务工作，或从事商品生产和加工工作。以来自宁夏吴忠地区的阿拉伯语翻译为例，2006年义乌市阿拉伯语翻译40%左右来自宁夏吴忠，据不完全统计，人数在1000人左右，人均年薪2万元左右。其中一些翻译已成为外商公司高级职员，收入更高。还有30多名阿拉伯语翻译已有自己的外贸公司，或成为企业办事处负责人，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上。2007年底吴忠市评选出的“十佳阿语翻译”中，5人年收入50万元以上，5人年收入20万元以上。吴忠市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办事处，为在义乌的吴忠人提供各种服务。广州也有大批阿拉伯语翻译，同样以宁夏籍穆斯林为多。据调查，截至2005年3月，仅来自宁夏同心和西海固地区的阿拉伯语翻译人员就不少于200人。为更好地协调和管理阿拉伯语翻译人员，吴忠市政府专门在广州设立了翻译工作站。这些机构和人员对我们发展国际贸易是必要的，但不排除其中有部分人是极端分子，或可能发展成为极端分子。

某些来华外国人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民族成员迁入后开始挑战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并挑唆某些中国国民背弃对中国的政治认同，言行极为放肆。在延边等地区，这种动向就表现得相当明显，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的隐患正在快速孳生。二战之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其官方史书肆意歪曲、捏造历史，大肆宣扬对东北的领土野心，用歪曲的历史观灌输下一代，韩国尤甚，某些韩国政客甚至公然一再正式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2004年9月3日，金元雄等朝野59名议员向韩国国会提交了《间岛协约》无效决议案，声称我国延边地区（他们称之为“间岛”）是日本非法割让给中国的韩国领土，而且这种“割让”无效。2011年8月16日，一批韩国“社会贤达”在首尔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所谓“间岛临时政府”，并公布了“临时政府”徽章。从徽章可看出，他们企图占有的所谓“间岛”囊括了中国东北地区整个东半部直至辽西走廊，外加乌苏里江以东。

在韩国，鼓吹所谓“收复间岛”的组织相当活跃，参与者不乏国会议员和巨商大贾，韩国前总统李明博也曾参与。在长春亚冬会领奖台上高举“白头山是我国领土”纸牌的韩国女运动员就是在这种思想灌输下成长起来的。2011年11月10日，三星公司在上海举行手机新机型发布会，三星电子移动通信部总裁亲临主持，会上巨幅中国地图竟然将东北东半部用界线划出，中印边界也按照印度主张划出。如果不是韩方企业管理层久经这种思潮熏陶而习以为常，无论如何不会发生此等事件。

由于韩国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暂时高于中国，韩国已成为中国大陆第六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以“韩流”为代表的韩国文化产品对华输出业绩斐然，延边和东北某些朝鲜族居民的政治认同已经或正在发生转向，出现了一些将对韩国交流置于对中国效忠义务之上的倾向。以至于韩国联合通讯社2008年11月7日报道有些韩国人开始在中国朝鲜族居住区承包农地现象时，竟然声称这是韩国资本、技术与朝鲜族地区农地相结合以避免朝鲜族地区“农地流失”的方法，言外之意，视朝鲜族聚居区的中国国土为臆想中的韩国—朝鲜族共同体私产，别人不得染指。我们切不可忘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犹太人社团正是通过持续在巴勒斯坦收购土地而获取了立足点，最终在巴勒斯坦站稳脚跟的。延边自治州地方政府某些民族干部、某些部门存在浓重的狭隘地方民族心态，延边某些朝鲜族居民政治认同动摇，韩资企业、韩国旅游者、韩国基督教传教士刻意笼络渗透，这三种因素已经形成相互增进的恶性循环。假如我们继续掉以轻心，未来未尝没有可能爆发严重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