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迁就少数族群思潮的误区。潜在风险更大的是，某些影响颇大的思潮不是鼓励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认同中国主流，通过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以赢得发展空间，而是抵制认同中国主流，抵制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为此而漠视总体上人口更多的东道国本土主体民族的权益，压制其自由，以迁就少数族群，甚至实质上主张取消外来移民和少数民族群体承担任何效忠国家的义务，国家却必须无穷无尽地给予其格外优厚的待遇。无论是在现实问题还是在历史问题上，都不难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南宋末年，阿拉伯后裔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宋王朝政府对待他不可不谓优厚，他却在元军进逼时屠杀南宋宗室、官兵和士大夫向元军投降，从而理所当然受到中国正统史书的谴责，明朝政权也对其后裔给予了禁止入仕的严厉惩处。但到了当前某些研究回民、穆斯林的学者笔下，却出现了这样为蒲寿庚辩护的言辞：“对蒲寿庚，后人记载多致微词，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对他叛宋降元的指责，因为这违反了中国忠君、报国的传统。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蒲寿庚虽在宋朝为官，但毕竟也属经商的‘蕃人’。商人有商人的价值观，侨民有侨民的处境，不应该要求他一定要忠于某一个皇帝或某一个朝代。”这种言论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即蒲寿庚当时已经不仅仅是侨民商人，而是已经担任南宋王朝高级官员多年，因此理当承担效忠南宋国家及其君主、政府的义务。为其推卸责任，其实质就是主张中国必须给穆斯林想得到的一切优惠和特权，但穆斯林无须向中国承担起码的责任义务。抱有如此历史观念的个人与群体，对待现实中的效忠国家、遵守国家法规、民族和谐等义务，他们又会如何表现？

对当前的在华外国人违法犯罪等问题，中国社会上也不乏打着种种旗号盲目为其辩解者，有些辩解已经完全打破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底线。

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某些个人、群体和机构的政治私利动机也在削弱中国社会抑制移民挑战的机制，甚至在激励、教唆外来移民挑战中国社会。在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中，泛民阵营之所以支持外佣取得居港权，重要目的之一是企图藉此取得这几十万人的“铁票”，以便在未来的香港选举政治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样是为了政治私利，托派组织“社会主义行动”香港支部及其实际领导人梁国雄一贯教唆组织滞留香港的南亚、北非流民闹事，要求取得“政治难民”身份，并提高对其经济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