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收容并给予优厚待遇的罗兴亚难民中，相当一部分人也积极支持、参与了针对中国的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以至于罗兴亚人阿布·扎尔·布尔米已经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的穆夫提，以一贯激烈反华、主张对华人和华资企业发动圣战而闻名。
从人口构成角度看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的潜在长久风险。同时，对于香港外佣居港权之争，除了关注此事对当地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经济财政负担等问题外，我们也不可忽视它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问题。因为香港有外籍佣工约30万人，其中12.5万人在港居住超过7年。特区政府评估，一旦外佣争取到居港权，以每个家庭4人计算，这些外佣将带来12.5万名配偶和25万名儿童，最终香港的人口将增加50万人。这样一座城市，陡然增加50万并不认同这个国家的居民，其影响如何，我们不能忽视。
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避险机制在当今中国社会亟待加强
城市外来移民稀释机制及其被破坏。如前文所述，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的跨国人口流动中，外来移民通常集中于东道国城市；假如东道国国民人数足够多，而且能够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顺畅流动，通常能够有效“稀释”城市中的外来移民，使之无法占据局部多数，进而抑制移民群体挑战东道国社会的风险，增强其融入东道国主流社会的倾向。然而，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国人的片面超国民待遇两者相结合，已经破坏了上述避险机制。我国现行户籍制度阻碍农村居民移居城市、其他地区居民移居大城市，与此同时，对外资、外国人的全方位超国民待遇则蔚然成风，这种超国民待遇不仅包括社会上多年来啧有烦言的税收优惠，更囊括语言文字、购买房地产等众多方面。在迎接奥运的旗号下，我们不是借机向海外推广汉语，而是在北京强行推广的士司机乃至普通居民学英语；主要经济大国无一例外对外国人购买房地产施加多方面限制，我国则多年未有任何限制，只是单向扩大准许外国人购买房产的区域，直到房价高涨、民怨沸腾的2007年才出台房地产限外令，但到2009年，北京、广东等最发达地区就在“反危机”旗号下急不可耐地放宽了限外令。由于上述对外资、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往往是在所谓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旗号下给予的，而我国又有超过1/4的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上述避险机制遭受破坏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
现行户籍制度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有其历史合理性，彼时两者并不足以造成破坏上述避险机制的风险，因为当时中国货币收入水平较低，不足以对外国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国内移民难度低于跨境移民。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受吸引来华淘金，运输的发达也使得偷渡难度日益降低，加之国内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情况变化使得原来无风险的制度开始形成了风险，要求我们作出相应调整。
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激励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一个不熟悉社会生活的困难压力，本来也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从几个方面直接间接地激励了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就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同性恋、丁克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成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将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这一问题在西欧大国中以德国表现最为突出，英国等其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同样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方面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英国等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
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英国和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近年来，外来移民、特别是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的外来移民增长及其负面冲击已经在西欧国家引起了相当多的反思。倘若没有经济制度方面的相应变革配合，他们的抨击最终只能沦为空谈而无助于解决问题。在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国内消费增长多年滞后于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今日中国，适度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消费需求，已经是大势所趋。但在恢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消费的同时，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别国经验教训，对其副作用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