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里总是熙熙攘攘，祭奠“英灵”的人不少。还有一些“遗老”穿起旧日军军服，拿着军刀招摇过市。在靖国神社的附近，有个千鸟渊公墓，它的正式名称是“千鸟渊战死者墓地”，每年日本政府都要在这里隆重举行追悼仪式，悼念战死者，天皇出席。海上自卫队远航舰队出航前，也会来此地参拜。

　　谈“侵略”，还是个禁忌

　　今年8月14日，在北海道长万部町代言卡通形象的微博上，出现了反省战争的言语：“日本的战争牺牲者310万人，日本给亚洲诸国造成2000万受害者。这都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引起的。”这段话在网站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长万部町遭到多方抗议，町方面只能解释说，这不代表町里的意见，是运营微博的会社的人自作主张写的。最终微博不得不关闭。在日本，谈“侵略”，至今还是个禁忌，反省日本的战争罪行的言辞，常被人称为“自虐”。

　　8月21日，中国电影《南京！南京！》在东京中野的一个小影院就放映了一场。当天，为了防止出现混乱局面，日本警方出动了数十名警察在影院四周巡视，维持秩序，另外还请了律师和志愿者来帮忙。在现场，有观众问导演陆川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日本人中，有些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如县知事、国会议员、以至前首相等，对那些声音你是怎么看的？”陆川回答：“说(南京大屠杀)不是事实的大人物们，希望他们也来看这个电影。”

　　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日本观众说：“作为日本人，希望电影中所说的是谎言，但是听在现场的导演说是根据事实拍摄的，感到很难过。”

　　这就是有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想法，不愿意相信日本犯下战争罪行，就算心里觉得那是“侵略”，也觉得那是遥远的事了，不值得一提。日本人崇尚“活在现在”，他们觉得现实问题比起历史问题要重要得多。

　　日本档案馆中的九一八

　　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 特约撰稿萨苏发自东京 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记述中，一般都用地名，很少用数字。所以，九一八事变在日本被称为“满洲事变”。八十年后，打开尘封的日本档案一角，或可由此看出日本人对史料的另一种描述。

　　从篡改历史到承认“侵略”

　　在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历史博物馆中，广岛原子弹资料馆比较著名。其中，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只有半句话。在“昭和时期的广岛”的展示牌中写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为‘引子’，随后1937年扩大到全面战争。”在这里，“满洲事变”被简写成两个字“引子”，至于谁先“引”的，以及战争的本质、内容，完全没有涉及。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方面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献中均将其描写为中国军队有预谋的策划。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932年日本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发行的精装本《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写真大全集》，在这本描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照片图册中，日方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东北军部队对柳条湖段南满铁路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攻击”，目的在于破坏日本控制的这条铁路。日方宣传中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一贯坚持抗日态度的东北军边防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将军，并展示了王以哲将军在教育部下警惕日军的训词“看哪？营垣西边的铁道”，将其作为“中国军队预谋爆破柳条湖铁路”的“证据”。

　　这些歪曲性的宣传，令普通日本人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关东军是受到中国军队挑衅才进行还击，引发九一八事变的。

　　然而，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档案材料的浮出水面乃至当事人的供述披露，这一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日本权威文献普遍承认了关东军阴谋策划了这一事变的事实。在1978年编写的《一亿人的昭和史 满洲事变》中，不但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写的评论《石原莞尔的哲学》中，明确指出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正是当时在关东军手握重权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次郎，他们的目的是借此以武力攻占“满洲”，并以此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争霸亚洲。杉森写道：“作为事变契机的铁道爆破事件，实际是关东军策划的一起阴谋，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极力渲染所谓“排日”

　　在东京，收藏大量历史资料的档案馆主要有三个，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国立公文书馆中有关满洲事变的部分资料，其中一条关于“满洲事变”十周年的史料显得很特别。这份资料是1941年9月3日由当时的情报局副局长久富达夫撰写的，其内容是日方如何纪念“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十周年。

　　“关于满洲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要领，情报局的方针是，通过十周年纪念，达到让国内外民众统一认识的目的。这个具体认识就是通过满洲事变，满洲国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日满合作的起点，以此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对将来报以光明的希望，并认为这促进了共荣圈内后进国家以及其他列强对日本皇国政策道义感的感召。”

　　可以看出，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在另一份表明1940年11月29日的“满洲事变奖赏金实绩送付”的史料中，记录如下，“本月20日，我们已经制定了满洲事变奖励金提出和申请方案。”

　　另外，日方一方面对“满洲事变”带来的所谓积极变化欢呼雀跃，一方面还着重收集和记录甚至放大此事件对日方而非中方带来的“受害”影响，这一点与如今中日关系稍有风吹草动、日本媒体即渲染中国“排日”如出一辙。

　　比如在一份名为“关于收缴日货”的资料中写到，“满洲事变发生后，排日货团体仅在上海就收押总额达20万元的日货。收缴的日货分配具体如下，比如总额达800万的话，其中200万给排日团体干部作为手续费，200万给汪精卫等人作为政治活动费，剩下的400万当做国产银行设立费，但是国产银行的股东也主要是排日团体干部安排的。”

　　不仅在国立公文书馆，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中，诸如“满洲事变之后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排日状况”、“满洲事变以及在留日本人的保护、引渡、避难及受害”等文件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