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如今上位的日本领导人，年龄大约四五十岁。应当说，他们这些人没有参与过战争，没有直接的战争经历，所以他们也可以自己说“我没有责任”。当然，有学问、有良知的学者会说“我们日本是有责任的”，不是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对亚洲的被害国有责任。其实，对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日本人来说，他们需要认识的就是作为日本民族与国家的战争责任，但我觉得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相互交流、互相讲道理的过程。

　　中日民间沟通思维仍有错位

　　Q：你所说的日本和平运动的缺陷，指的是什么？

　　A：一个大的缺陷是，和平运动在日本正在慢慢地低落。过去和平运动是和社会发展进步包括社会主义有联系的，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社会主义在日本受到了质疑，对日本的和平运动本身影响很大。其次，当年从事和平运动的那这一代日本人现在慢慢变老，年轻人则已不大关心；第三，和平运动组织之间的关联，或者他们之间的团结不够。每个运动团体都有很理想、很高尚的一些目的，但是又互相不能容纳对方的团体，所以很难发展壮大。

　　Q：所以，政治家的态度、和平运动本身的缺陷，还有日本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的不彻底性，都是日本现在和我们所期待的仍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A：民众层面的历史问题，与其说是差异，不如说是错位。文化背景、社会环境及语言表达体系均不相同的中日两国民众间，在历史认识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差异。

　　日本人关于战争历史认识的多元化，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是一致的，所以，对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考察，需要多角度和多维度的思考。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对战争中及战后的体验有很大差异，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很不相同，加上文字语言方面的障碍，两国民众间战后就历史认识相互交换意见的条件并不充分，形成共同的认识相当困难；即使有所讨论，也常常产生错位。如果各自均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对方的战后认识，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差异。

　　我认为，在指出日本在战争责任认识上存在错误倾向的同时，也需要看到在两国民众间存在相互理解的感情层面的问题。但学者间以冷静的对话的方式，通过共同研究解决学术研究方面的历史问题，可以为政治解决和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重要的依据。

　　日本首相的史观

　　中曾根康弘

　　战后任期第三长的日本首相(第71～73任)。他一方面承认过去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另一方面却从结果出发，为战争寻找合理化解释，“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或许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运动高涨，导致了独立国家的剧增。”

　　桥本龙太郎

　　日本第82、83任首相。早年间，他作为“遗族会”会长，曾每年3次不间断地参拜靖国神社，拜相之后，他却成了参观中国“九一八纪念馆”的日本首相第一人。

　　小泉纯一郎

　　曾任第87～89任日本首相。任期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宣称，“有人提到(原首相)东条英机的甲级战犯问题，中国的孔子说过‘恨罪不恨人’，我不是为一个人前往参拜的，也不认为(参拜甲级战犯)有什么问题。”

　　野田佳彦

　　日本第95任首相。“参拜的是非问题必须考虑国家利益，因此，那种基于A级战犯作为战争罪犯因此不应被合祭的论调，实际上是在侵犯所谓A级战犯的人权、和国家的名誉。”野田佳彦2011年9月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任首相期间他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也不会正式参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