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必须提高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管理和服务水平，以破解国家要生态与农户要实惠的新矛盾。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是林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建立责权利明晰的林业经营制度，更重要的是增加森林数量，提升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集体林地依法承包到农户后，亿万农户成为承包林木有害生物的防治责任主体，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决策权，由于个体经营的逐利性和大多农民缺乏科学防控知识，会出现防治方法不科学、生态安全无保障的状态，甚至高毒高污染化学药剂再度泛滥，造成生态危机，进而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必须强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强化各级森防机构的管理职能，使其真正履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同时承担对农户科学防控知识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全面推行无公害防治，防止高毒高污染化学药剂再次进入林业防治市场，防止农民的不当防治作业造成污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破坏。
（三）必须加速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市场化进程，以破解防治社会化服务低水平与林农对专业化服务高要求的新矛盾。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社会化服务，推进防治市场化、专业化进程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必然选择。在福建、江西、辽宁、云南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省，为适应改革中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需要，已初步建立了一批“三防”（防火、防盗、防生物灾害）协会和“新型防灾组合”。但从已建立的协会和组织的运行状况看，多数处于组建初期，专业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低、防治力量弱，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户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专业化需求，难以适应市场化运作对社会服务组织的要求。尤其是在应对处置重大疫情和突发灾害方面，这些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力量显得更加薄弱。因此，必须积极培植社会化防治服务力量，加快建立防治组织市场准入、防治组织资质认定和承包防治等制度，完善社会化防治服务体系的运行规则，推进防治市场化、专业化进程，不断提高林业有害生物专业化防治能力。
三、在唱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主旋律中，加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配套改革的步伐
围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一主题，积极探索并加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配套改革，是中央提出的明确要求，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自身发展的需要。在这次林业重大历史性变革中，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必须紧跟形势，更新观念，创新方法，有所作为。
（一）深化森防改革，加强机构建设。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经营主体多元化的新情况，必须进一步加强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的组织领导，健全各级森防机构，稳定防治队伍，按《意见》要求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机制。要强化基层森防机构建设，根据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现状，结合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管理特点，开展适应新形势、符合新要求的新型防治标准站建设，改善机构办公和野外作业条件，进一步提高行业管理、应急处置、技术指导能力。要发挥乡镇林业工作站作用，工作站应设立专门人员组织管理本辖区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开展有害生物调查、产地检疫和除治。各级森防机构要加快职能转变、改进服务方式，履行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责，强化行业管理、行政执法、监测预警、检疫检验、防治管理和技术指导。要加强与广大林农的沟通，建立包括病虫情报告制、限期防治通知书制、防治委托制、“三防”协会联系人制、技术培训咨询制等多种形式的联络机制，充分调动林农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的积极性，履行好防治直接责任人的义务。
（二）加快建立防治合作组织，健全联防机制。建立以防火、防虫、防盗为主要目的的林农自律互助合作“三防”组织，有利于发挥森林资源保护规模效益，降低林农育林护林风险和成本，维护林农根本利益。引导农户本着自愿原则，建立联户合作防治、组内或村内统一防治的防治联合体、应急处置联合队，实行联防联治、群防群治。林农防治合作组织是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与广大林农联系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防机构作为基层群防群治组织建设的主管部门，应当成立联防总会，加强对基层协会建设的指导和管理，并由联防总会牵头建立各基层协会间的互助联动机制，加强森林灾情等信息的沟通，建立森林灾害防治联动机制，形成网络，协同作战，最大限度地减少森林灾害的损失，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及林区和谐稳定。对于组建防治联合体的，应在必要的工作设备、防治物资和经费上给予支持，为及时有效地开展防治工作创造条件，确保林业有害生物“小灾不出村，大灾不出县”，达到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防治效益”的目标。
（三）加快防治机制创新，加速社会化防治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培植社会化防治服务力量，推进防治服务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进程，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事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也是保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功的重要配套措施。认真总结推广辽宁森林医院、广东和福建防治组织资质管理、承包防治等林改中积累的成熟经验，通过政策引导、物资鼓励和技术支持等方式，吸纳不同所有制形式的经济组织和个人，以防治专业公司、专业队、森林医院、树木医生等多种形式介入防治领域，开展承包防治、技术咨询等防治业务，解决农民一家一户“防不了、治不好”的有害生物防治问题，形成以各级林业防治队伍为主导、社会化防治组织为骨干、林农互助防治为基础的社会化防治新格局。要建立防治组织市场准入、资质认定制度，规范防治市场秩序。要制定鼓励政策，采取招投标制等有效措施，促进防治市场发育，推动防治新格局的尽快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