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超越曾在节目里声言自己是全村最后的希望，遗憾的是，超越因为自身能力的局限无法胜任逆袭角色，投票者无形中将之置于能力与成绩严重错位的尴尬局面。这一点在王菊从第二次公演爆红以后，更有意地被情境化。挺杨派与反杨派绵绵不休的争论，与其说是直男审美与伴随“她经济”而生的城市中产女性之间的交锋，不如说是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同已然高度工业化的城市精英文化之间的一次公开对阵。有媒体批评节目组利用女性对女性赤裸裸的暴力赚取眼球，坐收渔利，我只能说，某些镜头的取舍，点到为止地展现了城市或高社会等级的女性以社会性别的内部排斥或者文化箝制的形式完成了一次阶层排斥的过程。

王菊作为抢位练习生进入《创造101》

中国的选秀节目从十余年前，就成为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存在的表演与认同空间，各种社会性别的符号、文本与狂欢，天然地成为粉丝文化的标配内容之一，尽管这不必然地与平权或女权主义行动相互挂靠。《创造101》依然如此。只是，让我有些吃惊的是，王菊在这一次的文化狂欢中脱颖而出。很多粉丝认为她不应该参加女团，而应单独出道，高唱Meredith Brooks气质的歌曲，高扬一阙厌男主义的独立宣言。第一次和王菊见面后，我才发觉这着实是不少人一厢情愿的错觉。彼时，她身着一件浅绿色皮草，当我问她如何看待自己作为抢位练习生时，她的回答，不是侵略性十足，而是满怀感激。决赛前，我找机会和她聊了一会，她真诚地告诉我，她很想作为女团出道，个性的表达与加入女团，并不矛盾。这让我想起，每次采访王菊时，都能够真切体会到她随时可以引爆舞台的张狂，同线下接受采访时表现出的体面的世俗礼节之间的极大反差。王菊，如同杨超越一样，成为大众文化而非粉丝文化版图里某种对象性存在物，在其中，投票者映照或直观自身，寄托情感或虚拟交往。

王菊的逆袭宣言

谁也不曾料想，王菊在《创造101》的节目中段，当仁不让地成为逆袭者。一开始，王菊的镜头并不多，直到第二次公演阶段，她慷慨陈词，发表一小段具有“I have a dream”一般煽动效果的宣言——戴鑫将之剪辑进正片，这是六集以来给予她的最多时间的镜头，此后，网络上始料未及地掀起了一股来势汹汹的“菊外人”热潮。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接受过不少媒体的访问，如何看待王菊的出圈、走红？她所具有的社会学的意义，在此我不赘言。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出，王菊与许多同样在节目前半段并没有太多镜头的姑娘不同，她在第六集里的画面，完全靠自己“挣”回来——节目组有句话，“自己的前程自己挣”。没有自怨自艾，自我放弃，王菊顶着反日韩女团标准的黑亮外形，在舞台与平日训练中毫不怯场，越是公开场合愈发好勇斗狠、目标明确。这个节目，如同竞技场，它呈现了丛林环境里个人成功的多元路径；与此同时，根据原版节目规则，把成团的最终决定权交由受众点赞。这一简单原则，十余年前就不断叩击着精英文化的建制化与体系性边界；但在青年文化已经出现明显的部落化与圈层化的今天，这一投票逻辑，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各种结构性差异的社会群体，对个人成功、对社会再分配与公正原则的社会想象。

记得第六集播出以后，对于第七集怎么剪辑，我给节目核心组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第七集是纯真人秀环节，是否有可能做成一集旅程式纪录片？选择多位选手与孙莉相遇，强调后者的作者身份（authorship），以上帝之眼来叙述她们参加节目前以及节目中的人生旅程，多位人物、多种出身、多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新世代的个人命运线。借此，我希望能够中和第一集节目开场所传达出的一种老气横秋的、人文主义的、相对保守却依旧能催人泪下的讯息。可惜，节目素材量根本不够，这样的想法只好作罢。这也是我参加《创造101》的最大感受，想法的执行必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主要以采访等公式化的手法捕捉选手性格与心理特征，这使得人物线的搭建，显得人证过足、物证不足。第四集的策划方案，原本是在一次开到深夜四点半的会议上孙莉突然间想出来，以诺兰的电影作品《敦刻尔克》为模版，梳理出第一次排名发布前一周、前一天的情形，并与宣布选手淘汰一小时进行时空对接。最终，我们舍弃了这个方案，首先时间不够，第一次顺位发布离这一集的播出，只有四天时间；其实最关键的是，以谁为主角，以谁为视角来拍摄，成为分歧的焦点。后来与戴鑫讨论的时候，她告诉我第三季《花儿与少年》曾经有一集尝试进行双时空的交错剪辑，结果，网上骂声一片，总导演吴梦知为此还专门发博进行解释。

四

吴宣仪在节目中接受采访

作为总编剧顾问，我一直对101位选手保持一种安全性距离。我不否认我的喜好，但它绝对不会带入到采访过程中。如何与选手相处，从编剧的角度，应该是此类节目的核心方法论之一。选手面对镜头接受采访时，或侃侃而谈，或谨言慎行，对此，观众很难避免产生各种情绪，因为它来源于每个人对自身生活及其危机的心理投射，与之相伴随的，也正是现代个体所遭遇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因此，核心方法论之二是，如何借助社会学的研究，探索新的养成模式。有人倾向于构建精致鲜活的乌托邦世界，它锻造出的，只有一种冠冕堂皇的利己主义或者功利主义伦理观；然而，我更乐于探究选手在一个非纯粹市场化的环境中承负文化的主体性，以及与新青年的意识和需求、甚至整个社会的普遍期待和禁忌之间产生共振的能力，或者各种未知与可能性。在总决赛之前的群访中，有记者曾问导演组，这个节目似乎没有跳脱超女时代的影子。这个问题混淆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区别，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保守或激进，不在于选秀是否升级为真人秀，沦为一种形而上的技术层面的更新换代，永远抵不过内容的沉入现实，呈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