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一位四川来京打工的妇女被丈夫打得头破血流跑了出来。她丈夫还扬言回去就要杀了她。这位妇女在京一个亲朋都没有，就向一家报社求救。报社询问红枫有没有临时避难的地儿。但当时，全国也没有一家妇女庇护机构。
王行娟为此难受了好久。她开始大声疾呼筹建庇护所。她相信，这是解决家庭暴力必不可少的环节。
王行娟的焦虑记者在云南的采访中得到了证实。
象明乡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勐腊县的一个边远的山寨。高某与鲁某本是初中同学，婚后育有两个女孩。随着时间的变化，丈夫迷上了赌博，经常夜不归宿，输钱后总要拿妻子撒气。
2000年12月的一个晚上，高某打麻将回来，发现妻子不在家，在村中四处寻找……找到妻子后，他砍残了鲁某4根手指，还把她的脚后跟砍成了重伤。鲁某到一家个体诊所求救，当场昏倒在门口，幸亏及时送往县医院才脱险。高某被县公安局拘留30天。
由于无处可躲，出院后的鲁某只得回到家中。高某一句话不对付，举起砌墙的砖刀，便往鲁某脸上猛剁……逃出来的她，脸部已变了形，所有人都认不出她是谁了。
西双版纳州妇女儿童心理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龙思海告诉记者，几年来，像鲁某这样因不堪家庭暴力前来向中心求救的人不胜枚举。苦于没有经费和住所，他们一直没能为这些受虐妇女开辟一个避难所。中心最多也就是临时为她们租几天宾馆。
庇护绝不能等同于收容
要让受害妇女“有面子”
大连市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之所以1600多人投诉却拒绝去避救中心，这和大连反家庭暴力避救中心与收容遣送站建在一起有关。这让不少被丈夫殴打很没面子的女性，感到更没面子了。
大连避救所的境遇在湖北孝感早有显示。
1998年至2001年，孝感市妇联共接待妇女来信来访3600多件，涉及家庭暴力的约占36%。1999年，意识到家庭暴力问题的突出，妇联通过向社会公开招募，选定了三位热心人士（均为旅馆老板或承包人），创立了“孝感市妇女儿童庇护中心”。庇护期间，中心为受害者提供基本的食宿，并为她们提供免费的伤情鉴定和简单的医疗救治。庇护时间长则十天半月，短则一两天。至2001年初，他们共为37人提供了庇护。
然而，由于主办者对“庇护”的认识与“收容”相近，将受害妇女的困难仅理解为吃住等事。受害妇女到中心后就像住进了旅馆，心理法律问题无人问津，因此受害妇女都不愿去，去了的妇女也是住一天就走。她们认为与其住在这里没人理，还不如住到亲戚家去。加上中心对保密措施的忽略，当有的丈夫到此无理取闹时，公安人员也不能立即出面，出现了无人庇护的怪现象。庇护中心开办一年多便停办了。
王行娟女士认为，孝感的教训充分说明，仅给受害妇女一个临时栖身场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调整她们刚离开家时的慌乱、无助情绪。
中国反家庭暴力项目管委会委员、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李洪涛教授也说，庇护绝不等同于收容。许多创办者在开办之初忽略了准确的定位，没有考虑到这些受虐妇女都是在心理上、肉体上受到严重伤害的人，自卑、焦虑、绝望，处于激情状态……因此，一个健全的庇护所，应由物质帮助、心理帮助、法律帮助和医疗帮助几部分组成。
50元钱对下岗妇女也是天文数字
庇护所被“钱”难倒
经费一直是困扰所有“避救中心”能否建立和继续生存与否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曾在历经两年半时间，研究对家庭问题进行社区干预后，提出了在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街道开办庇护所的构想；可行性报告都已推出，结果在最后关头，由于原来答应为此提供资金的国外项目官员易主而落空。
记者曾让湖北孝感“绿阴中心”妇女庇护所的负责人杨爱琼女士算过一笔账，如果全部核算成钱的话，一名妇女在中心的吃、住、心理治疗、法律援助以及个别的还要为其遭丈夫殴打的伤治疗的话，统算下来，每人一天的花销约在四五十元。
记者调查得知，除了和收容所开办在一起外，入住反家庭暴力避救中心还需交住宿费每天30元，伙食费每天15元，也是受害妇女不愿选择到大连避救所居住的原因之一。按此标准衡量，大连的收费应是很正常的，是维持其庇护所可以持续生存的前提。
正如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的李洪涛教授所言，关键是得对你所要庇护的目标人群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到底是弱势群体，还是其他别的什么人群？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有钱可以去住宾馆；但真正前来求助的是下岗女工和中下层收入的人居多。对她们而言，这可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我国大部分庇护所都是私人投资或国外项目赞助；妇联也只是社团，只能凭良知从事相关事业；有人提议，能否把庇护所办成一个社会性机构——由政府或民间的资金支持？
“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慈善和公益，是先免费为她们提供急需的物质和精神帮助，其他，待其有能力时再说。”王行娟老师这样看。
在国外，妇女接受庇护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如韩国法律规定，受害妇女最长可在庇护所生活两个月，其间费用由受侵害人支付或国家先垫付，再向侵害人索赔。但在国内是不可能向受暴妇女收费的。
湖北孝感妇儿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开办一年半后停办了，经费不落实是主要问题。反家庭暴力项目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到孝感做了考察。他们还发现，与开办之初人们的认识差异有关，也跟地方领导的认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