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要出人头地、坚忍奋斗的基因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持续发酵,就算获取财富后仍是如此。胡润说,从他做富豪榜开始,除了“你到底有多少钱”,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一直在问的,“既然已经那么有钱了,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他说,观察华人企业家群体,不管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还是大陆的,很多富豪从不言退,把工作变成了绝对的兴趣。这可能归结于:“他们从出生到成长都生活在机会与资源稀缺的环境里,打拼是其唯一的选择。比如广汇集团的孙广信,他父亲是当年从山东走西口来新疆落脚的鞋匠,孙广信高考未果后去了部队,从那里考上了军校。他在部队里很好强,给自己定的目标是30岁当师长,然后做将军。但两次升迁的机会都被干部子弟顶替掉了。”
“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其坚韧不拔性、在复杂制度环境之下能够找到缝隙挣扎生长的能力,我觉得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类拔萃的。所以我说过,在中国这个环境下能够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够成长,这一点我非常有感触。”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阎焱说。
传统体制的边缘人、失意者
1980年代初,安徽人年广久在中国开出了第一家100多人规模的炒瓜子“大工厂”,带着他的傻子瓜子横空出世,新鲜野蛮,在全国引起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争议。
谈及中国企业家物种起源,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王功权认为,“傻子瓜子”是新中国企业家意识萌芽之始。“邓小平拍板说不能抓他,实质上等于把'剥削’的许可幅度大规模拓开了,中国从经济政策上允许民营企业规模化的崛起。这个时候起,大家开始办工厂、办公司。”
本次采访的一位受访者认为,因为邓小平一句话,年广久固然从“犯罪嫌疑人”变“英雄”,但是年广久当时之所以受争议还跟他本人的素质有点关系。另一位受访者甚至直接说,“傻子瓜子后来被淘汰是很正常的,你想一个小学没有读完的人,如果他能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家,甚至上是一个joke,是对中国人智力和教育体制的巨大玩笑。”
没错,80年代初中期创业者,像柳传志这样的科研所里的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大多数能豁出去、搭上身家乃至性命的是社会的边缘人。(即便柳传志、张瑞敏,用人民大学教授吴春波的话说,也都是在传统体制内没法证明自己的人。)
“首先是个人出路问题,”王功权说,“被逼出来的,不得已而为之。原有的体制没有他们的出路,或者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与老体制相容。那个时候企业家想做一个多伟大的企业,想赚多少钱,是不可能的事,就算朦胧想也不敢多想。”
但跟前面那位说“joke”的受访者不一样,王功权愿意去盛赞年广久们的勇气。“他们冒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政治风险,拉开了中国计划经济的铁幕,其创业的社会意义大于商业意义,给大家起到示范、启蒙、探讨的昭示性作用。”
边缘人创业的现象持续到90年代初,“海南热”是个高潮。民营企业圈老兵、光华俱乐部副理事长向宏现身说法,说“我们当时像热血青年投奔延安一样投奔海南。回过头去看,去海南的是两类人,百分之七八十是劳改释放犯、刑事犯罪分子,所以那时在海南强奸犯、盗窃犯、杀人犯什么都有,少量的是政治边缘人,比如说一直得不到重用的'老右派’。”他自己就是一个“边缘人”。“六四”前他在体改所,1989年政治风波后,他被拘留关押了一年多,出来后户口从北京打回重庆,“走投无路经了商”,由深圳去了海南。他自嘲,像他和冯仑这样曾混迹于体制、有点墨水的读书人,去了乱哄哄的海南很快就成了海南的精英与良心了。
陈东升
泰康陈东升是“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下海者、股份制公司的率先实践者)概念的首倡者。在他的叙述中,去海南这拨人是92派中的“南派”,以圈地和多元化为特征,而以他(创建嘉德拍卖与泰康人寿)、田源(创建中国期货)等人为代表的“北派”,则寻找空白产业、以服务业与专业化为核心,带动产业发展。
但陈东升不可否认的是,即便留守祖国心脏创业的“北派”,也是1989年后在体制内前途受到影响的人,是多多少少的失意者、或前景不明人,总之对政治开始意兴阑珊。
但与80年代边缘人的无意识创业、被迫创业不同,这一拨人下海创业中自我选择、主动选择的成分明显提升。陈东升说他不是没有机会继续在体制内走下去,“(如果今天来看,)我创业的机会成本是部长、副部长。做嘉德是我自己主动做的,那时我已经下决心了,觉得创业是最伟大的事情。”“我冲动的核心不是想发财,就是要做出一番事业来。我是带着使命与目标来做的。”他自称,他从不羡慕那些只是做生意挣到钱的朋友同学,他的富贵观是“有钱不等于有事业,有事业不缺钱,这就是富和贵的关系,既富而贵,才是最伟大的。”
戴志康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硕士毕业后,去中信银行行长办公室任秘书,不到一年后即于1988年离开中信奔赴海南,折腾一番后于1992年再赴海南正式创业。“我们是从'乡下进城’(进入大国企)的人,是在原有体系里面边缘化的人,也许排队等20年也能等到一点什么,但你如果不愿意边缘化,不愿意等,你就去做新的东西。”
人大教授吴春波认为,与柳传志、张瑞敏、任正非80年代创业人喊出的“产业报国”口号不同,1992年后的创业者们的驱动力来自拥有财富的愿望、证明自我能力和成就感。“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是以人为本,回归到人。做企业和国家没有关系,就是要证明自己。”
1992年,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讲师鲍杰军带学生到广东实习,震慑于佛山鲜活的市场生机。“反差太大了。景德镇一个企业3000人,年产值3000万。我后来调进的广东佛陶集团有两三亿的年销售额,利润比景德镇的销售额还大,所以跟我太太一商量,很快就过来了。”他对创业之初对钱的兴奋感记忆犹新,“我记得开始的时候93、94年,我们分钱是一个星期分一次,分完感觉很兴奋。”鲍现在是佛山欧神诺陶瓷的董事长。
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阎焱说,90年代后创业的这拨人跟头十年创业的人比,最大特点就是“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从这时候开始,“企业家群体真正成为了能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群体。”
自1992派后,阳光的海归创业客们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登场。1994年,田溯宁在美国创办互联网企业亚信,一年后把公司移植回中国。张朝阳也在这一年带着美国见闻回国,4年后,成立搜狐公司。1999年,李彦宏回国创建百度。由于VC的加入、互联网特点,海归们创业的门槛大大降低、对创始人在内的人力资本的重视陡然提升,这令上一拨创业的陈东升们羡慕不已。
从海归们开始,中国的创业者、企业家很难再说是体制的边缘人、失意者了。他们与体制很少甚至素无瓜葛,不管是内心口头的抱负,还是热衷探讨的话题,都开始降落到“地面”,回到正常的商业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