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庭董事长季琦是80年代的大学生,承认自己心底仍有那个年代留下的理想情结,但不认为这跟他当下的商业有什么关系,不举产业报国或使命大旗。“创业之初,我希望挣钱,我希望改善生活,我希望有自己的生意。都是很近的理想,一步步慢慢做,每上一个台阶看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再为了那个目标再努力,努力完了再往前看。”季琦们对创始企业的控制欲要淡许多。1999年,季琦从美国回国,与梁建章、沈南鹏、范敏创建携程网;2002年,在携程发展正顺时从携程抽身而出,创办如家连锁酒店;2005年,又转而创办汉庭连锁酒店。同年组建力山投资公司,在商业地产上寻找投资机会。

　　“我们这样的企业家从一开始就不是靠这个(体制)来起家、吃饭的,我们都是靠风险投资,靠市场本身了,我们没有必要跟政府寻租,我基本上不应酬,不会说为了看你哪个官员的脸色吃一个饭,不需要。”

　　但头20年“要么在体制待过,要么受过体制创伤”(阎焱语)那拨人的气质与基因,仍在相当程度上把持着中国企业家群体的气质与基因。为什么?阎焱说,“中国企业目前基本上还是第一代创业者(编者注:阎焱这里指的是“创始人一代”,比如柳传志和李彦宏均属“第一代”)在主掌企业,这一代人是不可改变的,只有当他们死亡他们的特征才能消灭,第二代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特征,我觉得从理论上说应该会。我是进化论的信仰者。”

　　不安全感与对权力的依附

　　进出过多家民企的向宏自谓是民营圈里的“介入式旁观者”、“失败者”。见识过多家民企烈火烹油花团锦簇继而又风云流散,他对90年代中期以前创业的那批民企的基因体格表示悲观。“这群人是有缺失的一群人。要么是道德缺失,要么是能力缺失,总是有问题。也许因为我是失败者,所以看问题可能更悲观一些或者说更苛刻一些,这群人首先不可爱,更不可敬,只能远观而不能近看。”他用他的逻辑解释:“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有特定环境制度下的企业家们只能拥有病态的人格背景,否则他就做不起来。他们早期的发家,都是在企业伦理关系错乱甚至反动的背景下,因为自觉或者不自觉把握住这个社会某个主旋律,就做起来了。什么主旋律?就是与权力之间的交易关系,哪一单交易对了,把权力出卖给他的人侥幸没有出问题,于是他就修成正果了。”

　　阎焱用相对平和的心态来看待此问题。他认为,解读中国企业家群体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的前提,是认清它的孕育过程和历史根基。“从1949年到1976年,完全是国营的,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实行全部垄断。中国民营经济是在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开始的。这种出生背景对于后来的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产生、行为和决策机制都有巨大影响力。”

　　他认为寻租现象是任何国家在体制改革时都会遭遇的。“无数个个体的寻租行为合起来,一个社会因此而无意识地完成了一些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资本原始积累。这跟英国的圈地运动没什么差别。”

　　但向宏不认为企业家的“原罪”只是“第一桶金”、某次贿赂而已,他说在权力重度参与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权钱交易是一个持续过程,可以说“原罪”由于持续时间太长,基本成了那个年代的做企业人的普遍行为。

　　但包括向宏在内,几乎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人都觉得现在再探讨中国企业家“原罪”问题已没有意义,且不在重点。

　　“原罪不是背负者的原因,是上帝带来的。”(吴春波)

　　“我认为企业家只是一个'被动责任’。”(王功权)

　　苗连生说,“过去的30年,第一,不是真空,第二,人们不能拿一种模型去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第一代企业家这些人付出的代价之大、之难,简直到了你们都不知道的地步。政府当时制定的政策就是先污染后治理,当时政府本身法制法规不健全,一条马路没划黄线白线让你跑,你跑不跑?你敢不敢跑?当时就是这种情景。”

　　王功权认为,资本与权力、体制资源的接近乃至结合是从90年代开始的,“在80年代,企业与商业有没有资格存在还是个问题,哪个官员敢结合?”“从政府把GDP的考量作为各地方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开始,同时传统国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改制、或者异化,所谓'权贵资本’的形态出现了。”

　　“如果说企业家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利益受益者,实际上在这个阶段是表现得最猛烈的。”王说。

　　这也是万通冯仑那个著名论断:“野蛮生长”的开始。

　　但与老朋友冯仑的观点不尽相同,王功权认为民营企业实际上是在野蛮的环境中寻求“文明生长”,“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何在野蛮生长的环境中,后来走出一批优秀企业”。

　　平时在VC身份外还频频呼吁公民权维护、显得颇为激进的王功权,对权力与商业结合这个问题的判断反而较他人审慎:“从整体上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恶化的,但在有些依靠公共权力分配资源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出现恶化,也就是说权商结合出现结构化的特点。因为中国经济整体上市场化程度在提高,更多的企业可以不依赖跟权力的结合,而通过市场化的运作获取成长。”

　　“除了极少部分企业家会热衷依赖权威资本来发展,绝大部分人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去做,我不认为这会成为广大企业家群体共同的一种价值取向。”他认为绝大部分中国企业已经找到了不依赖权力结合来寻求发展的道路,比如“我看不出来鼎晖这样的资本和我们这样的资本投资绝大部分的企业,多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与权力的结合。”

　　但王功权同意这样的说法:中国社会给企业家群体没有彻底的安全感,以至于他们现在个个把家放到国外,甚至移民。“即便很多的地区政府在招商引资、扶持企业发展,甚至给企业很多优惠政策,但政府从来就没有彻底放弃对中国民营企业本能的防范和担忧,甚至是歧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一个利用性的'允许存在’。”

　　中国企业家由此产生的安全感缺乏,在阎焱看来,是导致他们对企业制度管理重视不够、短视、投机、吃速食打快枪的一个原因,“都想一两年内赚钱,很少有长期一步一脚印的文化。这一点,中国企业家和日本企业家差距特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