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企业的产业范围。如果企业只做单一产业，比如只做皮鞋，或只做服装，企业的规模就会相对较小；如果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像德隆一样，涉及到水泥、旅游、红色产业、汽车零部件、电动工具、银行、证券等几十个产业，其规模就会很大。德隆的子公司、孙公司共177家，资产规模200多亿元，职工近20万人。

　　（4）产品零部件的自制率。同样是生产汽车，美国福特公司在老福特时代采取包打天下的办法，即汽车所有的零部件都自己做，生产零部件的钢铁也自己炼，轮胎的橡胶也自己生产，企业的规模当然就小不了。而今天的戴尔电脑公司，将零部件大量外包，自己只做接单和最终产品的组装工作，企业的规模就不用那么大。

　　2．企业规模与代理成本

　　决定企业规模的四个因素中，前两个因素是企业难以改变的，即企业不能为缩小规模而丧失规模效益；不能为缩小规模而放弃一部分市场占有率。但后两个因素是可变的，企业为了缩小规模，可以放弃几个产业，即不要做那么多产业，甚至可以采取专业化战略，只做一个产业；企业也可以为缩小规模而放弃若干生产经营环节，至少不像老福特那样，从头做到尾。

　　由上述后两个因素引起的规模扩大，伴随而来的是企业的管理层次增多。管理层次越多，委托－代理链条就越长，委托－代理关系就越多，企业需要付出的代理成本就越高。

　　所谓代理成本，主要由以下几项构成：一是给代理人付出的高工资；二是代理人偷懒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三是代理人以权谋私；四是代理人之间勾心斗角，即公司内部的政治斗争，增加成本，影响工作。

　　简而言之，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越多，企业内部打坏主意的人就越多，想掏空企业的人就越多。

　　缩小企业规模，减少管理层次，其主要作用是降低代理成本。

　　3．“车间主任经济”与“老板经济”

　　在企业的组织结构上，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一个企业做十个产业、一个产业做十个环节。该企业资产规模300亿元，职工15万人。也就是说，在这15万人中，只有一个人是老板，是委托人，其他人都是代理人，其他人都是有可能打歪主意的人，都是有可能掏空企业的人。

　　第二种选择：将十个产业分成十个企业，每个企业做一个产业。这样就有十个老板，企业的管理层次就会大大减少。再进一步将每种产业的十个环节分别做成一个企业，然后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这样，总共有100个企业，即共有100个老板，企业的管理层次会进一步减少。而且，每一个环节不是由一家企业生产，而是由若干家企业生产，大家相互竞争，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组装。这样，就不是100个老板，而是几百个老板；每个企业的资产规模就不是300亿，而是降到只有几千万，甚至几百万；每个企业的职工不是15万人，而是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在这一变化中，企业的管理层次大大减少。

　　以生产机床为例。一个机床共有300个零部件。在东北，这300个零部件往往由一家企业生产，于是，在企业内部建了300个车间，相应地，有300个车间主任，有几千名职工（图2）。

　　在浙江，机床的300个零部件，分别由几百家甚至几千家独立的企业生产出来。每种零部件由几家或几十家企业生产，大家相互竞争，然后由市场交易进行组装(图3)。

　　从这两种组织结构，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差别：

　　1．前者管理层次较多，后者管理层次较少；

　　2．前者企业规模较大，后者企业规模较小；

　　3．前者的机床是由众多车间主任生产出来的，可称为车间主任经济；后者的机床是由众多老板生产出来的，可称为老板经济。

　　在某些国家，如美国，的确存在着做大做强的情况，如GE、沃尔玛、戴尔、微软等等。在中国企业界，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学美国的浪潮，企业家们都在看杰克·韦尔奇的书，芝麻大的企业也要争做世界500强。“做大做强”的口号几乎整天都挂在嘴上。然而，至今我很少看到中国的企业真正做大做强了。我所看到的更多案例是做大做亏，做大做垮。某些规模较大的企业，表面看上去还不错，背后不知道有多少政府资源或银行资源在支持着。

　　4．“做大做强”还是“做专做强”？

　　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我们不太情愿思考的问题，即为什么那么多的中国企业一大就亏，一大就垮？

　　上述那个管理链条说明，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就越多，管理链条就越长。其中委托－代理环节就越多，给人“捞一把就走”的机会就多，从中“捞一把就走”的人也就越多，企业被“捞亏”、“捞垮”的可能性就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否会“捞”，企业是否会被“捞”垮，取决于四个因素：

　　其一，整个社会信用状况和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一个社会的企业规模是这个社会信用水平的函数。过去的晋商，在交通、通信那么差的条件下，能够做大做强，是因为当时的职业经理人乃至全体员工的信用水平很高。晋商的票号百余年无假票，绝不是因为防伪技术高，而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水平高。而今天，我们并没有晋商那种信用制度，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也远不如晋商的掌柜。只要给机会，不少人就拼命捞。大量国有企业被掏空，大量上市公司做假账，这都是事实。总之，目前中国社会的信用状况，特别是职业经理人的信用状况，难以支撑大企业。

　　其二，整个社会法制完善的状况和执行力度。如果法制很完善，执法力度很严，给他机会都不敢“捞”。相反，如果法制还不完善，执法力度不那么强，不“捞”白不“捞”，结果大家都比着“捞”。由于我国法制还有待完善，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管理链条越长，捞的机会就越多，捞一把就走的现象就大量出现。

　　其三，企业的管理水平。像沃尔玛、麦当劳这样的企业，为什么能做大做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管理制度比较健全，管理水平较高。虽然链条长，但没有给人留下“捞一把就走”的机会。

　　总之，中国现有的信用水平，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法制状况，企业管理水平等等，都难以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这样的条件下，硬要人为做大，其结果便是多数企业做大做亏或做垮。

　　正是基于以上现实，我们主张将口号由“做大做强”改为“做专做强”。因此，我一直比较推崇格兰仕这种做专做强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