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院内的草本植物，几乎家家门前都种了一些很皮实的品种，有死不了、凤仙花、草茉莉、波斯菊，还有石竹和金鱼草……。这些草花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美丽的朋友。我常蹲在这些草花前端详，还会用手去轻轻摸一摸它们柔嫩的叶子和花瓣。
回忆32号宿舍里的凤仙花，常会使我想起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小姑娘。自从搬离这个院子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算来如今她也该年过花甲了。我们都叫她大玉子，也没有问过她姓什么。是该上学的年龄了，但她没有进学校。她的妈妈给这院里的一户人家做饭。不知为什么，院里其他保姆都叫她妈妈“摩登”。“摩登”是时髦的意思，也许她真的很时髦吧。虽然没有上过学，可是大玉子知道得很多，也很会干家务活儿，经常给她妈妈打下手。凤仙花也叫指甲草，用它染指甲，就是大玉子教给我的。她把十个手指头伸给我看，果然指甲都带些胭脂色。这使我很好奇，就求她也给我染一下。于是她把凤仙花瓣捣出汁，敷在我的指甲盖上，让我别动，过一会儿再取下来，指甲就给染红了。湿湿的，也带着浅浅的胭脂色。她一天到晚待在院子里，她妈妈不叫她干活时，她就和我们这些小孩子一起玩耍。在后来的岁月里，也许我在茫茫的人海中曾经与她擦肩而过，只是彼此已经不再认得了。
战争可能损坏原来的供水设施，万一断水，后果会很严重。北大的后勤部门在藤萝架旁修了一部压水机，在花草茂盛的季节，黄昏时分，会有大人和孩子来这里压水浇花。在我和小弟的眼里，这真是一部好玩的机器，只要用力压下铁把儿，透明清凉的地下水就会从粗大的龙头里哗啦啦地流出来。我们用小水桶接满清水，跟在提着大水桶的父亲身后，一路泼泼洒洒地走回家去，浇在门前的花圃里。那些柔嫩的花茎被冲弯了腰，晃一晃又直立起来了。小弟嘴里咕噜着：“咕咚咚，喝吧，咕咚咚，喝吧……”小弟的小脸蛋白里透红，晚风吹拂着他那一头金黄的小卷毛。我的皮肤是红里透黑，像个小印度人。那会儿，院里人叫我beibei陈，是“baby”叫白了，发音就成了“背背陈”。李妈逗我：“背背陈，背背陈，谁背你啦？”那时，我和小弟走路蹒跚，在大院里是很惹人疼爱的小娃娃，父母为此也满心欢喜。
站在花圃边，父亲和母亲望着我们姐弟两人的神情，就像我们望着小花的神情一样，充满了园丁的爱意。我们小桶里的水，每次只能湿润一小片地，父亲的大水桶一次就能浇灌一大片。我们往返数次，树呀花呀就都喝饱了。看着它们带着水珠儿，精精神神地挺在那里，就像我们自己解了渴一样痛快。
11号门前的松树和花圃
从中老胡同32号大门进去，差不多是斜对着，稍微偏南一点，有个垂花门洞。走进这个门洞，朝西北方向斜穿过这个小四合院，钻过一个正南正北的小巷，正对着你的就是这个宿舍最北面的那一排平房了。这一排中间11号，就是我的家。这是由宿舍大门直达我家的中路，是最短的路线。你也可以从西路或东路弯一下，途经不同的人家，来到11号。我们这个宿舍里总共也就二十来家，门前的路是四通八达的，怎么走都走得通。
我家门前还有个标志，那就是两株松树和一个小小的花圃。这是32号院仅有的两棵松树。
五颜六色的花草可以从暮春开到中秋，松树的针叶则一年到头都是绿的。丝瓜蔓沿着墙边扯的绳子爬上了房，挂上了树梢。关于这松树和丝瓜，还有段故事，是大肚子李妈讲给母亲听的。与其说是讲故事，不如说是告状：李妈参了我父亲一本。
1947年，因为外婆病逝，我们随母亲陪外公在武昌住了一段时间。父亲仍在北大上课，他的日常生活就交给了李妈管理。等我们回来后，李妈就来讲松树和丝瓜的故事了：
“那天大清早，我堵住先生要菜钱，您猜他老人家怎么说：‘门口的丝瓜摘两条，不就有了吗？我没钱了。’我寻思，这到日子不关饷也是常事，没钱就别要了吧。快到晌午天儿，米饭焖得了，丝瓜片也切出来了，就等先生进门再下锅炒。偏偏就是等不来。钟打过十二点了，还不见先生的影子。忽然听见先生在门口说话，我出去一瞧，您猜怎么着——先生正带俩伙计栽树呐！我抬眼这么一踅摸（北京方言：仔细看），好家伙，这么粗，这么高——您已经瞧见了。得花多少钱呀！不是没钱了嘛？心里这么想，嘴里就念叨出来了。先生耳朵还挺尖，忙说：‘上午领了稿费，钱刚刚够。’得，钱又没了，见天儿吃丝瓜吧！真的就吃了三天，第四天头上关饷，我才拿到菜钱。太太，您给评个理儿，有先生这么行事儿的吗？”
母亲听了直笑：“您还不知道他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松树。多半儿早就相中了，单等领了钱就买的。您别跟他生气，没用，他的脾气是改不了的。”母亲停了一会儿又说：“他小时候不叫友松，他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是陈豹，那是因为爷爷特别佩服梁山好汉豹子头林冲。先生进城读书后，自己改成这个名字——友松，意思是佩服松树的脾气，愿意拿松树当榜样做朋友。”轮到大肚子李妈乐了：“怪不得呢。”。
其实，父亲不但喜欢松树，他喜欢的花木可多着呢，但菊花又是他最爱的了。所以每年都要买几盆，放在松树旁边。那全是为了母亲。
母亲生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外公朱木君先生为她取名“良菊”。我的外公一生喜读古诗词，尤其是陶渊明的诗。晚年卧病在床，手指的关节因为类风湿而僵直，他仍艰难地翻读陶渊明的诗集。那本翻烂了的旧书，纸已经发黄。他背靠枕头，胸前支着一个小木架，书就放在架子上。老人扬着头，晃动着上半身，长吟短啸，抑扬顿挫，那腔调在我听来似乎很滑稽。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记住了，大概是长辈们经常吟哦的缘故。
父亲本来就爱菊，欣赏写菊的诗词。和母亲认识之后，更常赋菊诗。他还搜集了无数首写菊的诗词，闲暇时译成英文的诗。懂英语的诗人评价说，译文信达雅，意境美，押韵也巧妙。《红楼梦》里那十二首咏菊诗，他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把英文稿誊写在荣宝斋监制的粉红色信笺上。那粉红色的纸上嵌着星星点点的云母碎片，闪着光，与黑亮的墨字交相辉映。真是美不胜收啊！母亲很珍爱，时常翻出来欣赏，一直到1966年。造反派把父亲的手迹全部没收了，甚至连我的日记也不放过，他们硬说那是陈友松的笔迹。呜乎哀哉，你珍惜的字纸，到了那些人手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11号里面的书房和卧室
11号有几间房，分别是客厅、书房、卧室、餐厅、厨房、厕所，还有保姆的下房：一个有床铺的小空间。
我家的陈设简单实用，家具多是从黄城根、东华门、东单等地的旧货市场买来的。一些日本人撤退时带不走的家具，便宜能用的，我家就买了回来。它们在我家又用了四十年，直到母亲去世的1986年，才被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