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康认为，千万不要通过放松房地产行业来刺激经济，特别是不能放松对开发商的融资限制。自去杠杆政策实施以来，近几年房地产行业正在进行深刻而健康的转型，从快速销售转向长期持有，从单纯建造转向综合运营。中国有几百家开发商，美国只有五家主要开发商，其它都转型成了运营商，背后是商业模式的转变。这种健康的转型我们求之不得，转型的进程才刚开始。此时一旦放松对开发商的融资限制，转型立刻倒退，因为开发商自然乐意从银行借便宜的钱去拼速度、上规模、赚快钱，就不愿意投入资源到运营上去赚辛苦的慢钱了。

　　陈兴动认为，现在新基建当然可以做，但仅靠新基建本身肯定是不够的，新基建是个概念，但是靠新基建把现在的经济，对冲疫情的冲击是不太可能的，一定要把很多其他的部分带动起来。房地产，我非常赞同关于房住不炒这个观点，这个共识，这么多年非常痛苦的形成的共识，千万不能够把它打破掉，这个一定要坚持。

　　徐高表示，我认为现在地产融资是亟待放松。原因在于，地产行业如果从数据上来看，去年5月份开始，就对地产开发商有过一轮非常紧的融资的紧缩，涉及到开发代，地产融资，还有房企海外发债，房企的资金链本来就挺紧绷，碰到疫情冲击之后，销量下来，房地产开发商回款又落的很低。现在我们来看地产开发商资金到位的情况是非常差，这个时候不放松地产融资，我觉得地产行业恐怕是要出大的风险。从控制风险的角度来说，地产融资应该是需要快速的放松。

　　盛松成认为，如果对房地产业要调整的话，主要应该是从供给端调整。供给端调整是指什么？就是对它的投资、地块的供应这方面，应该采取一定措施。大家一定知道，最近刚刚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将原本由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什么意思？本来是需要报中央批的，现在直接省级地方政府就能批了。这个时候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这么一来以后，是不是18亿亩耕地就有问题了，实际上不是的。各个地方每年的建设用地总量还是中央定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项目并不需要再报到中央去了。而在以前，每一个大的项目全都要报到中央去，这么一来以后，对项目的落地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审批就是一个月、两个月，项目都到别的地方去了。经过这次调整，对推进我们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廖群表示，基础设施投资里边，除老基建外，应尽快启动“新基建”，“新基建”虽然目前的规模比较小，但如果把它的增量做大，也可以有比较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新基建”是短期增长和长远发展的一个结合点，短期促进经济增长，长期将为我国及全球经济的將來——新经济，即智慧型经济或信息经济，打下必要的发展基础。其不会产生不良资产，而是当前阶段最为高效的中长期投资。

　　巴克莱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常健表示，过去这十年我现在也是第一次觉得，这回必须得靠基建和房地产。靠基建和房地产，最后靠什么样的基建和什么样的房地产，可以相对来讲对我们中长期的目标，防风险，投资效率的目标影响相对较少，我觉得也比较支持之前体到的安居房，支持社会分配的农民工，第二次分配的农民工这些房地产相关的建设，我们看到了在去年已经新增发了八千亿地方政府城投债，基建最后也只有3%到4%。就算在那么努力的情况下，也就只有这么多，所以说现在能有点什么，我觉得都应该政府赶紧把自己手里的牌都应该打出来，而不是再等等，再看看，再观望。

　　钱学宁认为，房地产是民生常态行业，不存在“去不去”。放开房地产不是放开价格炒作，而是解决土地供给约束，改变供给结构，稳定居住商品房开发与市场供给，结合地方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双限”逐步放开、行业并购等，推动房地产的真正市场化。

　　连平表示，在经济运行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不认真审慎一下房地产政策恐怕是非理性的。考虑到房地产对投资和消费具有较好的拉动效应，房地产政策应在坚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的前提下“因时而变”。应支持金融机构向有市场需求的房企扩大信贷，促进拿地和施工，满足市场合理需求。应鼓励和支持市场刚需和改善型需求。在一些一、二线城市，可以适当放松限购，便利购置改善型的第二套房，首套房首付比例和第二套房首付比例可以适当降低，适当降低改善型二套房的利率，但限价政策不宜松动。房地产政策“因时而变”并非放弃“住房不炒”政策，而是加大力度支持刚需和改善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