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全国各省、市多设有黄埔同学会分会。台湾的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成立于1991年，是台湾黄埔校友成立的民间组织。多年来，他们每年都要赴大陆与北京的黄埔同学会进行交流，联络感情。双方1996年在台北举办黄埔校友政论座谈会，就两岸问题达成共识：反“台独”，反分裂，促进两岸早日实现统一。
黄埔校歌中有一句——“无论是在哪里, 大家都一条心。你看你看四海，都有中国人！”2004年黄埔建校80周年纪念大会上，黄埔十二期毕业生、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代表黄埔校友发表讲话说，“反对任何形式的‘制宪’或以‘修宪’之名行‘制宪’之实，确保领土主权完整。”在黄埔校友心中，中国只有一个。
中山大学：蔚为国光
1924年的头两个月里，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了三道命令。第一道是下令创办黄埔军校；第二道是要求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第三道命令与第二道一同下达——“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为纪念伟人，国民政府下令将国立广东大学易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是中山大学把国共两党第一次正式连接在一起。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就是在中山大学前身——广东师范大学的大礼堂召开。在这次大会上，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两党实现重组，正式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开始并肩战斗。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中山大学作为思想的前沿阵地，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同样，台湾国立中山大学网站上也明确表示，其前身正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创国立广东大学，与大陆的中山大学同宗同源。不过，它并不像黄埔军校一样，部分从大陆迁来，而是国民党政府于1979年核定、第二年7月正式建成于高雄的西子湾。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相互之间的交流也逐渐频繁起来，两岸中山大学也有了亲密接触的机会。1997年，第一届两岸中山大学文学研讨会在大陆中山大学召开，此后双方的交流形成了一种机制，每年一届轮流在两岸举行。
重温孙中山的“统一语丝”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对于中国的统一，孙中山生前在历次演说中曾数次提及。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增多，和平与和解正越来越成为两岸人民的共同追求。但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沉渣泛起，也让我们不能不时刻对此保持足够的警醒。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重温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言论，或许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提倡中国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民国初年南北对峙之势，鼓吹分割中国，甚至公然提出“南北分治”的分裂中国主张，并以此作为对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承认的先决条件。孙中山对此表示，鼓吹中国分裂的言论是“卑劣之言”，制造中国分裂的人是“中国之仇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1922年8月，孙中山在发表的《统一宣言》中，再次强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统一的方法，有舆论和武力两种。”——孙中山认为，前者是文治感化，即靠宣传赢得民心来谋求统一，后者是用兵力铲除军阀、官僚、政客。而由于“世事变化不定”，统一办法“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
“台湾是中国领土，要决心收复。”——中日签定马关条约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1912年5月，孙中山对赴台湾组织光复起义的同盟会员罗福星如是说。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别人瓜分自己的国家，他们希望统一，成为一个强大的和不可动摇的民族。”——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苏俄记者时对统一问题的论述。
“日本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台湾归还中国。”——1925年2月11日，重病中的孙中山仍惦记着台湾。 （晓德/整理）
求解历史奇局的先驱
【作者】本报特约撰稿 朴之
在孙中山的努力和所处环境的张力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味“和平、奋斗、救中国”，进一步理解“‘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0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140年前，左宗棠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受任钦差大臣对捻军开战，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硝化甘油炸药，普奥战争爆发并结束于布拉格条约，第一国际则是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今天，只能从以上史料中看见140年前平静的翠亨村和不平静的天下，但这种平静和不平静，都为反观历史提供了心绪和眼光，使我们可以从容查找孙中山与时代之间的相互投射。
革命：从开创激进时代到追赶激进潮流
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孙中山开创了一个激进革命的时代。这有其自身性格的因素，更源自时势的影响。甲午战败之后，尤其是百日维新败后，自立军、义和团亦一败再败，大局似已不可挽回。历史传统中推动政治鼎革的农民起义和“黄袍加身”，不是没有效果就是未露迹象，反而是西潮拍岸引领新潮涌动，迷茫后忘我一搏的悲情，推动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骤变、大变的快车道。
孙中山，便是这个历史语境的产儿，也是自觉“勇往直前，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的领袖。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都是发激进革命之先声。以刺五大臣而扬名的吴樾，自言即是读过《孙逸仙》后思想为之一变，而不再信梁启超的君主立宪之说。就在《孙逸仙》这本书中，孙中山已经被章士钊奉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及至他提出“试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激进已由革命的勇气，深入革命的主义之中。
1911年，激进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不彻底的结果却推动时代继续高歌猛进。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时人已感到中国的形势更为急迫，更需要一套彻底“改变世界”的方案，历史随之步入新的激进革命时代。
可同年7月，孙中山却将胡汉民办的《改造》杂志易名为《建设》，并倡言“鼓吹建设的思潮，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那时的孙中山，已落在激进潮流之后。虽然两次激进大潮的历史内涵并不相同——前者是志士的激越，后者则要深深立足于中国的广阔大地之上。新一轮狂飙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出了他的视野，但坚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孙中山，仍像年轻人一样大步前驱。
政治：裂变的社会与整合的努力
孙中山革命之时，也是中国社会逐渐裂变的过程。清代的思想与学术，早有江浙、湖南、岭南的地域差异，加上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的坐大，导致地方意识勃兴，这是社会裂变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