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而，在朝有中央与地方、满人与汉人、清流与浊流、南人与北人、文人与武人、新党与旧党之分；社会中也逐渐出现学界、军界、秘密社会等或新或旧的群体结合。1905年停止科举后，城与乡、农与士之间沟壑渐深，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也趋于解体；政见上，有顽固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各立营垒；即使在革命派内部，也存在广东、江浙、湖南、湖北等亦松散亦聚合的集团。

　　旧的权威和秩序失落，新力量崛起，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社会关系急剧调整，上升者尚不知如何处世，下降者不能接受现实，新生者也还没有一定之规。如何整合，是革命家和统治者面前既可载舟、亦能覆舟的挑战。

　　在这样的大历史转型期中，阶层联合成为孙中山革命动员的重要一着。他由联络会党走向动员学生，“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终于掀起革命的巨澜。

　　横向的地域方面，反清革命时即已有与广东、湖南、江浙等地域分野相对应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团体分野问题。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力量的整合。辛亥起义之后，国内的阶层、地域集团与政见集团又迅速而复杂地排列组合，最终形成南北相峙的地域政治格局。

　　在此过程中，孙中山领导革命派不断根据形势需要，进行策略的调整、力量的整合，联络革命力量组建中华革命党、联合西南军阀建立广州军政府、联俄联共改组中国国民党，以求为国家统一共同奋斗。虽然这些努力因未能成功构建强大革命主体力量而迭遭失败，但通过三大政策与新思想新力量的接轨，孙中山已经铺垫下整合的希望。

　　激进的革命与裂变的社会，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两个重要母题，两者往往互为因果、相得益彰。孙中山上下求索以图破解奇局，奋力而为先驱，即使是在力量最为微弱的时候，都不曾有丝毫的懈怠。

　　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可感受到孙中山奋斗的难能可贵、他言语的力量所在。在他的努力和所处环境的张力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回味“和平、奋斗、救中国”，进一步理解“‘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我们怀着温情与敬意回向历史，历史中的真精神就照穿了时空的界隔。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