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北京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陈清棠大夫用显微镜，给居民们看放大一千倍的痢疾细菌。冯文冈摄

▲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上展出的辽宁省捕鼠捕雀用具。 高宏摄

图为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画。

▲1957年，西单南长街居民周永泉向街道干部们介绍用脸盆捕鼠的经验。高宏摄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爱国卫生运动成了一个高频词，人们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助力加油。

爱国卫生运动至今已持续了68年，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多人对爱国卫生运动既熟悉又陌生。比如，“卫生”前面为何冠以崇高的“爱国”二字？又为何以声势浩大的“运动”方式展开工作？

翻开尘封的史料，我们发现，从家喻户晓的运动，到习以为常的习惯，爱国卫生运动有效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更重要的是，它真正实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目的，从小小的卫生习惯，到自我的防病意识，再到公共的市政环境，它带来的种种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世界卫生组织称之为“新中国的卫生奇迹”。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对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就作出表彰。

“动员起来”

1952年1月，雪花飞舞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何世长和他的战友们发现了一些异常：几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回低飞，既不投弹，也不扫射，一直到中午雪止雾散，才升空而去。大家正在疑惑，一个战士忽然看到，皑皑的雪地上，成群的苍蝇、跳蚤、蜘蛛正有气无力地爬着、跳着、飞着。何世长听从师首长命令骑马前去观察，又发现了一袋正在跳动的老鼠。

当时，志愿军战士们只是觉得奇怪，冰天雪地哪来的这些东西？几天后，志愿军陆续发现有人患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志愿军援朝前后，朝鲜北部从未发生过这些疾病，而且冬季也不是霍乱容易发病的季节。这才开始怀疑并逐渐确认，美军为了挽救战场上的失败命运，竟然不顾国际公约发动了细菌战。更令人发指的是，除了前线，美军随后又在我国的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青岛等地，撒布了大量带有细菌的昆虫和毒物，企图以此残害中朝人民，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

美军下了一盘阴险的棋，烈性传染病一旦流行开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幸好，中朝军民发现得不算太晚，而且清楚地认识到，对付这些疾病只有预防才更有效。因此，在抗议、控诉和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的同时，志愿军在中央领导下迅速开始了反细菌战防疫工作。

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随后，各军、师、团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各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纷纷进行环境消毒，搞好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消除垃圾，捕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

据何世长回忆：“我们连队发起了大扫除运动，扫除之后每天在室内和被子上洒下药水，以保持清洁卫生，接着祖国又运来大批预防药品，派遣医务人员给每个志愿军战士打预防针……”每个战士都发了预防注射证，正面用来记录疫苗注射情况，背面则印着详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反细菌战个人卫生条约》，如“我自己或同志有病，不论轻重马上报告”“我的口罩要清洁，常烫洗，不借用，不反戴”“我保证饭前烫碗、筷和洗手”“我不吃，也不用手碰飞机撒下的可疑的东西”等。

紧随志愿军部队，全国各地也行动了起来。1952年3月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成立了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一个规模空前的防疫卫生运动，在全国城市和乡村广泛地开展了起来。研究新中国卫生防疫史的历史学博士肖爱树教授告诉记者：“由于这场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是为了粉碎美国的细菌战而发动，是保家卫国的一项政治任务，是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而开展，所以它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并很快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1952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使用了‘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一词。”

中国共产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位于山区农村的革命根据地交通不便，加上敌人频繁的“围剿”和医药封锁，红军部队的医疗条件极其简陋。当时，毛泽东就对后来担任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说：“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

1932年，江西富田一带（今属吉安县）发生瘟疫，群众死亡60多人。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第2号文件下发了《实行防疫卫生运动》的训令和《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并得到了苏区群众的广泛拥护。同年9月，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召开红一方面军第3次卫生会议，总结开展防疫卫生运动经验，突出强调了预防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全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1951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对贺诚上报中央的《二十一个月来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做出批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批示还强调：“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越过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绝不应轻视卫生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卫生工作亲自拟稿批转的第一个文件。肖爱树认为：“它为新中国的卫生工作给出了明确定位，也为此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爱国卫生运动在1952年的高潮后并没有结束。当年12月8日，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在北京开幕，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提出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增加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一项。毛主席还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