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政务院发出《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地方各级爱国卫生机构统称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一种独具特色、利国利民的卫生工作方式，延续至今，成为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它带来的种种变化，今天依然能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现端倪。
喝开水成为习惯
装着开水的保温杯，一度是现代中国人自嘲“中年危机”的流行标志，提起对中国游客的观感，外国人脱口而出的是到处找热水。这些都给人们一种印象：喝开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习惯。实际上，喝开水这个习惯正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养成的，历史并不长。
“过去没有自来水，最早是井窝子送水，后来有了自来水，但一条街可能就一个自来水管，挑了水到家里，搁在水缸里。稍微讲究点儿的人会沏茶，大部分劳苦大众、小孩儿就着喝，咕嘟咕嘟灌一气，灌完了就走。”年过七旬的王老先生家世代住在北京南城，他这样回忆儿时的生活。与喝生水同样令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容易得病”，“孩子们得蛔虫病的太多太多。”
王老先生的儿时记忆，是那个年代的普遍现象：自来水普及率低，人们饮用最多的是未经消毒的河水、井水、湖水，有的地方甚至淘米、洗菜、刷马桶都在一条河里。长此以往，随着饮水进入人体的细菌、寄生虫有多少可想而知，抵抗力弱的人群染上痢疾、蛔虫等肠道传染病也就不足为奇。
在兴办自来水投资大、河湖水消毒难度大的情况下，把生水烧开再喝，是一种成本最低、最易普及到各家各户的饮用水消毒办法。
烧开水，这种最简便的饮用水消毒办法，其实古已有之，但是将其推而广之、使其形成全民习惯，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肖爱树教授告诉记者：“把不饮用生水作为一种禁令或加以劝阻，是近代才有的事情。”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人们“做一个现代的国民，不再有一点野蛮的落伍的生活习惯”，其中一项被提倡的内容就是水不沸不喝。然而，民国年间战乱纷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基本就是搭个花架子作秀，短短开篇之后没了下文，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所谓的“新生活”。
到了上世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不喝生水的口号才真正家喻户晓。王老先生那时还是个小学生，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学校不允许大家喝生水，孩子们基本都带一个小搪瓷缸，拿个小布兜挂书包边上，方便到学校喝开水，“有时候个别小孩对着自来水管喝水，还会被其他孩子报告给老师，谁谁谁喝生水了，那就要挨批评了。”
今年92岁高龄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诸葛阳也向记者回忆，那时候经常提倡不喝生水，因为可以防病，学校都有开水房免费供应开水。
正如诸葛教授所说，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农村公社食堂免费的开水供应，正是源于爱国卫生运动。除此之外，早晚刷牙、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等观念，都是在那时开始普及到千家万户的。
记者找到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一本《除害灭病爱国卫生手册》，手册把讲究个人卫生的“五不”和“十要”卫生习惯一一列出，并用大白话仔细解释原因，其细致程度堪比今天的儿童健康手册。比如，“五不”第一条和第三条分别是不喝生水和不随地吐痰，因为喝生水会得痢疾等肠胃传染病，随地吐痰能传播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传染病。“十要”有两条是要常洗澡、常剪指甲、常理发；衣被要常洗、常晒。因为不常洗澡和洗晒衣被，不但容易引起各种皮肤病，也容易生虱子，虱子能传染回归热、斑疹伤寒等病。除了这些，《手册》还循循善诱地进一步解说：“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体验，洗过澡、换了干净衣服，就觉得身上十分舒适，满身有劲；理过发以后，也会感到轻松愉快。”
让人意外的是，爱国卫生运动还提倡过一些至今仍属“新风尚”的习惯。因为抗击新冠肺炎，分餐制成为热点话题，而母乳喂养则是每个妈妈都懂的科学喂养常识。这些内容竟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提倡过，据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局长的严镜清回忆，“为适应解放初期的经济困难情况，我们指导居民如何较经济地选择食物，而又能较好地获得营养……曾把婴儿营养作为重点，宣传母乳喂养，指导管理代乳品的制造。”只不过，这些倡议最终没有像喝开水那样完全普及。
毕竟，习惯是积久的生活方式，要养成或改变并不容易。为了让老百姓养成卫生习惯，把防病知识教给他们，那时的卫生宣传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据1952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三年来卫生工作总结》记载，仅1952年，就“制造了大批幻灯片、唱片、图片、照片，编印了许多传单、标语、连环画和小册子，仅传单标语，即印发了六十九万张，图片、照片作了二十一万七千二百零四张。”严镜清回忆，宣传人员还让群众在显微镜下观看致病的微生物，以便群众对致病生物有直观的了解。
除了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宣传的更多是主动无偿工作的大量卫生积极分子。当时，在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之外，全国各地的小区、大院都纷纷成立了卫生小组。以北京为例，早在1949年清洁古城时，北京就开始组织居民中的基层卫生组织，到1951年全市16个区已有11000余个卫生小组。爱国卫生运动开始后，卫生小组的积极分子身体力行，检查、宣传并进，带动群众讲卫生。比如，龙须沟一带差不多每条街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每十户人家有一个卫生小组，规定每星期检查卫生三次。在卫生小组长和积极分子的带动下，过去胡同两边堆满的垃圾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连最偏僻、最小的胡同也没有一点垃圾了。
卫生检查不仅要检查胡同，就连中南海也不例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任职西单区（1952年由北京市第二区和北京市第五区部分合置而成，1958年撤销，与西四区合并为西城区）区长的杜若曾回忆，区里一年几次走街串巷大检查，搞得轰轰烈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让她去中南海检查卫生，杜若带着副区长和几个专管卫生工作的干部走进中南海，“一路上看到不少人在登高爬低地擦办公室的大玻璃……陪着检查的人说：‘这些人都是十一二级的司局级干部。’后来我们来到干部饭厅，进去后没有发现一只苍蝇，连放筷子的瓷筒内底部都干干净净。”
正是在这样各部门全都重视、党政干部带头、老百姓主动参与的全民动员下，不喝生水等卫生习惯才得以广泛形成。正如1952年底在北京开幕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的标语所说：“爱国卫生运动，打击了敌人，提高了自己，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人人动手除四害
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全民除四害的场面。的确，除四害可以说是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中开展得最普遍、最经常的内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