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一带历史上颇有名气。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时，在此处修建一座小亭，后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
然而，由于紧邻明清时期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晚清时期这一带已是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陶然亭早没了风雅的模样。世居北京南城的王老先生对早年的陶然亭印象深刻：“过去一说陶然亭，就是南下洼子，乱葬岗子，连义地都算不上，就是随便埋人的地方，一般人从不往那儿去。”著名作家张恨水也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拂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而后来再去，更觉“一年比一年坏”。
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
整治臭沟，北京已有经验。两年前，政府拿出了全年预算的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将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
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苇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付酬，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这样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算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以至于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时达到17000余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一个叫孙克纯的居民当时接受采访说，去年夏天住在这里时，虽然用面口袋布做了个蚊帐，可是蚊子还是咬得人满身红疙瘩，为了彻底扑灭蚊子，也愿意参加挖湖工程。
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出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引入护城河水，将死水坑变为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沿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修路灯、路椅、公厕等，1955年9月14日，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湖平更添水三尺，地僻飞来山数峰。”一位名叫虹南老人的八旬老者后来写下的这两句诗，正是陶然亭公园挖湖堆山的真实写照。
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分别位于南护城河畔的另一个公园——龙潭公园，其前身也是苇坑洼地，这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完成的。工程于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湖水面积达44.3公顷。时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水流经此地，提议将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
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和天津的金钟河、墙子河、赤龙河、四方坑等，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或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据时任卫生部长李德全《三年来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报告中所说，截至1952年9月底，全国疏通沟渠28.3万余公里，并填平了大批污水坑，人们甚至填平了据说是修万里长城时挖的山海关南关大水坑。
不再随地大小便
无论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都是为了消灭疾病。以消灭疾病为主要目标的举措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不能随地大小便”这一条。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涉及人们私密的事情——上厕所。诸葛阳教授1956年至1958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作为研究生进修，参加农村冬季劳动锻炼时住在农民家里，直到今天，他仍对当年农村的厕所记忆深刻，“东北的夜晚温度能低到零下三十摄氏度，大小便也要到室外，厕所都是露天蹲坑，甚至连个屋顶都没有。”
且不说农村，大城市的情况也没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致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流传。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齐如山著、鲍瞰埠编的《故都三百六十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亦恒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门口，因其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故每日闭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恭，次早现扫除之，铺中人认此为该堂之风水，不肯禁止，实亦不能禁止。”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我小的时候公厕已经不少，但还有很多人随地大小便。”王老先生感叹，“现在听起来简直是天书，不可能的事儿，但当年确实就是这样！”
正因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1959年北京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如此，到了19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只修厕所，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据严镜清《回忆解放初期的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一文，上世纪50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外，大多数居民都用粪坑，用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门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其他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至于粪便怎么掏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蝇蛆繁殖的绝佳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