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与 Google 的合同还没有执行完。Google 的商业考虑非常完整，Android 生态有一个 “移动应用分发协议”，与 Google 签署这个协议才能用 GMS Core，如果违反该协议，Google 就有权终止服务，这意味着你生产出来的手机，只要物权还没转移，都要冻结，不许卖了。当时我们还有大量手机的物权在手里。
《晚点》：后来是怎么和 Google 沟通你们要自己做操作系统的？
王成录：2019 年年中，在香港见面聊的。因为 Android 厂商主要在亚洲，所以 Android 主管 Hiroshi Lockheimer 每年会在香港的一个酒店里集中见各手机厂家的人，这是惯例。
《晚点》：Google 听到你们要做鸿蒙时，惊讶吗？
王成录：一半一半吧，因为每年和 Google 沟通时，华为是最特别的一家手机厂商，想法最多，不断推动 Android 系统的创新。
比如我们有一个降低功耗的 Sensor Hub（智能传感集线器）设计，最终被 Google 接受了。这之前，手机里各种传感器，比如计步传感器，要工作时就会唤醒主 CPU，功耗很高；我们在主 CPU 边上放了一个功耗极低的芯片，让传感器先跟这个芯片沟通，有紧急的事再唤醒主 CPU。这让华为手机的续航性能领先所有友商。类似改变 Google 原生设计的想法还有很多。
这是华为很大的优势，我们的技术，从芯片到云，全栈都有，一个逻辑功能，把它放在哪层最有效我们都可以实现。如果只有全栈中的一段，就很难做类似创新。
二、没有根的商业繁荣都是暂时的
《晚点》：鸿蒙被广泛关注是华为上了实体清单的 2019 年，但你们内部 2016 年就立项了，谁最先提出要做操作系统的？
王成录：主要是我推动的。如果再往前三到五年，2012 年我在华为中央软件院时，就有做操作系统的想法。当时是从技术角度去推动的，因为做软件技术如果没有系统平台，会非常零碎，技术扎不下去，很难做出优势。
《晚点》：2012 年就有想法，为什么到 2016 年才立项？
王成录：华为有一个软件决策委员会，由各产品线的软件研发主管组成，会一起商量这个事。从业务角度讲，当时（2012 年）华为主要做电信设备，大家没有很强的生态诉求。但从技术角度讲，大家认为有价值，所以我们定义了软件基础设施 1.0，把操作系统、数据库放到整个架构里，供各产品来用。2014 年之后，消费者业务增长非常快，有很多生态的事，想躲都躲不开，所以很自然地想到，一定要做自己的系统。
《晚点》：鸿蒙立项，你是推动者，那么谁是拍板者？
王成录：正式立项是在 2016 年 5 月，在软件部内部立项，这一点非常感谢华为的研发机制。华为研发分三段：一段是 2012 实验室，它看未来五到十年的技术方向和趋势；各产品线的研发部有两段，一段是产品线研究部，关注一到三年的技术趋势和技术点；另一段是产品开发部，聚焦未来一年的研发交付。软件部的研究部当时大概 140 人，决策权在软件部，我们先立项研发了操作系统原型，到 2017 年 5 月，1.0 版本就出来了。
我们消费者业务部每年有两次务虚会，消费者 EMT（核心管理团队）参加，这是很好的机制，大家开脑洞，聚焦一些核心议题，务虚会一般不讨论当下的具体问题。
在 2017 年年中的务虚会上，我报的议题就是开发一个多设备之间协同的分布式 IoT 操作系统，并分享了当时开发的 1.0 阶段成果。
《晚点》：当时余承东（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王成录：余总认为这个技术方向很好，但实现难度太大，特别是软总线的挑战太大了。计算机体系结构中有总线（用于连接各个部件），总线的物理承载是导线的硬连接，软总线的目的就是用无线承载的方式，实现硬连接一样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低时延。
《晚点》：他最关心的，应该是让华为手机成为中国手机市场毫无争议的第一吧？
王成录：对，不仅是中国市场绝对第一，余总的目标是全球第一。但我觉得第一内涵可能不大一样，真正的第一指的是第一掌握在自己手里，想快就快，想慢就慢，但我们做不到。就比如今天华为的手机，虽然我们在中国市场最高份额曾经超过了 50%，但在美国制裁下，市场份额快速下滑，说明我们还不是中国市场上真正的第一。
《晚点》：当时有跟余总或务虚会其他人讨论过中美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吗？
王成录：讨论过，但没有人想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最没想到的是软件不让用，Google 服务不让用。
《晚点》：务虚会虽然没有达成共识，但项目还在继续？
王成录：对。这是华为研发机制的一个优势。看到 1.0 版本后，我判断这个系统很有潜力，就在部门内继续立项做 2.0 ，软件研究部的项目决策权在我们团队手里。
《晚点》：出现转折是什么时候？
王成录：2018 年初，任总想仔细了解下消费者 BG 各部门都做了啥，他老人家很担心，我们增长太快了，会不会有很大风险或问题。他带着助理逐个听各部门的业务汇报。软件的汇报在北京研究所，用了一上午，我利用这个机会把操作系统的想法汇报给任总，他非常认可，这下我就有底了。
《晚点》：这个汇报准备了多久？
王成录：一周。
《晚点》：前一晚在想什么？
王成录：前一晚在想怎么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让任总能听懂。软件看不见摸不着，很抽象，如果讲不好，就达不到汇报的目的。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打各种比方、举类似例子等。
《晚点》：怎么跟任总说的？
王成录：我说华为将来要想把产业做到上千亿美金规模，单打独斗压力太大，能不能让伙伴跟我们一起做？华为消费者业务的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经不起波动，如果一百亿人民币的生意，波动 50% 对华为影响不大，但一千亿美金的生意，下滑 10% 的影响就很大。生态在别人手里，太危险了。
《晚点》：任总可能会说苹果也是单打独斗自己做？
王成录：我觉得他老人家骨子里就是很开放的。
《晚点》：你知道他能听进去。
王成录：对。我说，任总，将来能不能把咱们的系统装载到各种设备上。他说好啊，鼓励你们装到车里，装到电视里。
《晚点》：所以跟任总说，应该让更多合作伙伴参与这件事情，比跟他说，中美关系以后会让用其他系统不安全，更能打动他？
王成录：我觉得是的吧。没有任何人能够判断未来中美关系会怎样。但从业务和技术角度来讲，如果你不掌握核心的东西，就没有主动权，往哪个方向走都决定不了。
《晚点》：任总的认可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