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里根时期两次大规模减税、增加军事开支和研发支出，直接推动了1983年开始美国经济复苏，直到里根任期结束美国GDP始终维持在3.5%以上；失业率下降，至1989年末始终维持在6%以下；90年代克林顿时期新经济繁荣；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从1983年的-5.9%持续缩窄至里根卸任时的-2.8%，1998-2001年甚至出现了财政盈余。1981年8月里根政府通过《1981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主要内容有：第一，个人所得税全面实行分期减税，1981年 10月税率降低5％，1982年和1983年7月两次削减10％，并从1985年起实施个人所得税和通货膨胀指数挂钩；第二，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17％档下调至15％，20％档下调至18％；第三，进一步为企业减负，将固定资产分为四类，分别缩短折旧期至3年、5年、10年和15年，并允许以超过原始成本的“重置成本”来计提折旧；第四，资本利得税的最低税率由 28％降至20％；第五，提高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免税额。1986年，里根政府颁布了《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该法案旨在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堵塞税收漏洞、实现税收公平。主要内容有：第一，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把纳税等级从14级简化为3级，最高税率从50％降至28％，使全部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约7％。第二，简化和改革公司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6％降低至34％。第三，允许公司支付的一半股息免税，取消对银行坏账的特别税收减免，将资本利得税最 低税率从20％减至17％。第四，限制或取消了过去给予部分个人和公司 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里根时期的经济复苏及金融自由化为军队技术转为民用奠定了基础。一方面，经济复苏为军费开支提供了基础，而军事需求又带动了技术研发。军工产品的需求和军队的加速扩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力量。美国的金融自由化为技术商业化早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的风险投资业迅猛发展，主要投向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高科技产业，催生出一大批技术新兴企业。

　　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社零消费和外需大幅下滑，中央政府紧急启动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加大基建投资，财政赤字率持续扩大，避免了经济断崖式下滑。在遭遇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增速从1997年的20.9%大幅下挫到1998年的0.5%，1998年5月出口增速-1.8%；社零消费从1996、1997年的20.1%和10.2%大幅下降至1998年的6.8%。因此，1998年增发1000亿国债加大基建，主要投放农林水利建设（吸取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教训，重点投资了大江大河防洪水利工程，长江、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交通通信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和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同时启动住房、医疗和教育扩招的改革，扩大内需。

　　在上述扩大投资和消费的政策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从1997年的8.9%上升至1998年的13.9%。虽然社零消费下降，但服务消费上升。1998年当年GDP增速从上年9.2%下降1.4个百分点至7.8%，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的贡献下降3.5个百分点至0.4，资本形成总额上升了0.9个百分点至2.3，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上升了1.2个百分点至5.1。1998-2004年连续七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的2.6%。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基建持续发力并带动了制造业的高速增长，进而带动固定资产上升，中国经济从1998年的7.8%上升到2000年的8.5%及其后高达10%以上的增速。事后来看，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既改善了民生，又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现在一提到基建有些人就会上纲上线，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严重误解。过去40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2 财政赤字相关理论2.1 赤字的产生与弥补赤字即收不抵支，主要源于政府规模的扩大，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亚当·斯密主张“廉价政府”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减少对经济的干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出于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以及调节居民收入差距防止社会动荡的需要，政府规模日益膨胀。财政支出扩张论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即“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认为，市场关系的复杂化引发对商业法律和契约的需要，人口居住密集化将产生拥挤等外部性问题。因此，与市场提供私人物品相对应，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支出规模扩大。当收入不足以支撑起膨胀的规模时，便产生了赤字。发展中国家的赤字主要源于建设需要，发达国家的赤字主要源于民生福利需要，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及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导致我国财政支出压力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更多地投资社会基础设施，如道路、法律秩序及人力资本，是经济起飞的必要；在发展中期，政府投资还需继续，但应逐步转换为对私人投资的补充；发展到成熟阶段，公共支出从基建转向教育、保健和福利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建设财政特征明显，大量的支出投向基础设施建设，既拉动经济增长，还具有生产属性，也便利生活。一定阶段的超前基建支出，从长远看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同时是转轨经济体，肩负艰巨的改革任务，如90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和2015年底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均需要财政支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不断上升，对养老、医疗等民生福利需求提高。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减税浪潮兴起，以增税为特征的法国和日本均遭到社会强烈反对，中国为应对外部减税压力及内部经济下行期企业负担较重的现实情况，财政增收困难，赤字必然增加。弥补赤字有债务融资和货币化融资两种方式，前者只是需求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部门，后者增加基础货币，可能产生通胀。赤字的债务融资即财政部门发行中央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当居民和企业购买国债时，私人部门的银行存款减少，持有的国债金融资产增加，M2减少，待财政支出时M2增加；当商业银行购买国债时，超储率下降，国债金融资产增加。赤字的货币化融资即中央银行借钱给政府，但各国基本禁止中央银行直接向财政透支，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基础货币增加，同时体现对政府债权的增加，有可能引发通胀。2.2 赤字的分类：周期性与结构性赤字根据赤字和经济运行的关系，赤字可分为周期性和结构性赤字。其中，周期性赤字是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时，财政收入下行，刚性支出却难以减少，用于失业和社会福利的支出增加，赤字被动增加。结构性赤字是充分就业水平下的赤字，经济下行，失业增加，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结构性赤字增加。周期性赤字是消极的，结构性赤字是政府主动作为。中国既有周期性赤字，又有结构性赤字，以结构性赤字为主，是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必要代价。2.3 平衡财政与功能财政理念平衡财政预算思想包括年度平衡预算和周期平衡预算，平衡财政要求控制赤字，会加剧经济波动。年度平衡预算要求每个财政年度实现收支平衡，这是大萧条以前普遍采用的财政政策原则，也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坚持的“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理念。但是，平衡预算会加剧经济波动，当经济处于衰退期，财政收入下降，为保持收支平衡，支出也同步下降，这将导致衰退期延长；当经济处于繁荣期，财政收入上升，支出也同步上升，将加剧经济过热和通货通胀。周期平衡预算是指政府收支在一个经济周期中保持平衡，在衰退期实行扩张性政策，在繁荣期实行紧缩政策，以繁荣期的盈余弥补衰退期的赤字，在一个周期内实现平衡。但是，实践操作中难以实施，很难事先估计繁荣和衰退期的时间和程度。功能财政思想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思想，认为不能机械地用财政预算收支平衡来对待赤字与盈余，而应根据逆经济周期调节的需要，以实现无通胀的充分就业为目标。当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政府应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不惜出现更大的财政赤字。2.4 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财政平衡是社会总供求平衡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平衡看待财政平衡。财政平衡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总供求平衡（政府部门、私人部门、贸易部门）的一种手段。为实现社会总供求平衡，财政可能出现赤字。2.5 赤字的风险合理的赤字能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改革任务，但过高的赤字产生风险。赤字是流量，最终推升存量债务规模扩大、利息负担加重，导致债务风险；赤字货币化极可能导致通货膨胀；赤字债务化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降低经济效率。